谁想严格地考验自己是不是类似真正的审美观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之列,只须抚心自问,他欣赏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时的感触如何:他是否觉得他那坚持严格心理因果律的历史意识受到侮辱呢,他是否善意地承认这些奇迹是儿童所喜闻乐见,但对他格格不入的现象呢,抑或他能从其中取得一些别的经验?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测量他了解神话的能力毕竟有多少。神话是集中的世界画景,作为现象的缩写来说,是不能缺少奇迹的。然而,很有可能,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之下,总觉得自己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这么深,以致只有在学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才相信昔日也许有神话存在。但是,没有神话,则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掉它的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神话的视野,约束着全部文化运动,使之成为一个体系。正是依赖神话的救济,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得免于漫无目的的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肉眼不见,但无所不在的护守神灵:在神鬼的庇佑下,年轻的心灵逐渐长成;凭鬼神的指点,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据,它保证国家与宗教的联系,证明国家从神话观念长成。
另一方面,我们试设想不靠神话指导的抽象的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正义,抽象的国家;我们试设想,不受本国神话约制的艺术想象力如何想入非非;我们试设想这样一种文化:它没有固定的神圣的发祥地,而命定要耗尽它的一切潜能,要依靠一切外来文化艰苦度日,——这就是今日的时代,苏格拉底主义因为铲除神话而招致的恶果。今日,丧失神话的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徘徊在过去时代中,竭力去探寻,去掘发一些根苗,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我们如饥如渴的现代文化的强烈的历史兴趣,我们集无数其它文化之大成,我们如火如荼的求知欲;——这一切表示甚么呢,可不是表示丧失了神话,丧失了神话的故乡,丧失了神话的母怀吗?试问这种文化的狂热不安的兴奋,不是像饥者贫得无厌,饥不择食,还像甚么呢?这样一种狼吞虎咽,不知餍足的文化,即使接触到最滋补最有益的东西,也往往把它化为"历史与批评",试问谁愿意给它更多一些营养呢?
我们也定必为德国民族性惨然感到失望,如果它已经陷入这种文化的樊笼而不能自拔,甚或与之同化,像我们触目惊心地见到文明的法兰西就是这样情况。长久以来,法国的最大优点和巨大优越性的原因,在于人民与文化之一致,但是今日我们见到这点,反而不禁为自己庆幸:我们那颇成问题的文化,向来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心灵,毫无相同之处。反之,我们的一切希望,都无限眷恋地寄托在一点认识:即,在忐忑不安的文化生活和痛苦挣扎的教育制度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精力充沛的原始力量,当然它仅在伟大时代偶或有力地骚动起来,然后再度陷入梦中,梦想着未来的苏醒。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里成长起来的,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听到德国音乐的未来旋律。路德的赞美诗的音调,是这样深刻、勇敢、感情丰富,非常温柔美好,宛若在阳春已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祭第一声迷人的呼唤,酒神信徒的热情磅礴的行列,就以赛过它的回响答复这呼唤,我们为德国音乐感激他们,我们为德国神话的再生也将感激他们。
我想,我现在必须带引乐意追随的朋友到一所高处,让他独自静观。那儿他只有三数伴侣,我将鼓励他喊道:我们必须紧紧跟住我们的辉煌的引路者古希腊人呀!为了澄清我们的美学知识,我们事前向他们借用两个神灵形象,每个统辖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由于他们彼此接触,相得益彰,我们从希腊悲剧上获得一个概念。由于这两种原始艺术冲动的显然缺裂,希腊悲剧的崩溃过程似乎是势所难免的,希腊民族性的衰落及其变质,同悲剧的崩溃过程如响斯应,这就唤起我们严肃的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根基深入必然紧密地同根连理。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崩溃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地,必须把他们的一切经历,立刻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真的,只有通过这联系,他们才能了解往事;所以,在他们看来,甚至当前的事件也必然是subspecie
aeterni(属于永恒范畴),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国家乃至艺术,也投入这超时间的洪流中,以便解除目前的负荷和热望,以便憩息一下。甚至一个民族,——何况是一个人,——究有多少价值,也全视乎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垂不朽的印记;因为,仿佛是这样,它才能超凡脱俗,这样,它才显出它对时间之相对性,对人生之真谛,对人生之哲理的无意识的内心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它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往往带来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使它背弃了往昔生活的无意识的哲理,及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所以必须毁灭了这两者,才能脱离故土,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漠中无拘无束地生活。甚到那时,这种超脱的冲动,还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崇拜,即便是衰弱的崇拜:那是力求生存的科学苏格拉底主义;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引向热烈的探索,而逐渐消失在各处积累的神话和迷信之地狱中:希腊人端坐在这地狱中央,依依不舍,直至他晓得,象格里库卢斯(Griculus)那样,以希腊的乐观和希腊的无忧来掩饰自己的狂热,或者以某些阴森的东方迷信来完全麻醉自己。
自从亚历山德里亚-罗马古学,在难以说明的长期中断之后,终于在十五世纪复兴以来,我们今日触目惊心地接近了这种情况。同样盛旺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之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者对当代,对一切sub
specie saeculi(属于世俗范围)事物的麻木不仁的疏远;——这些朕兆,使人想到这种文化之核心中有同样的缺点,想到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不断成功,而不致无可挽回地伤害树木,似乎是绝不可能的;这颗树有时也许是相当壮健,靠惨淡斗争足以再度排除一切异己因素,可是在惯常的情况下,它定必萎弱不振,或者根枯叶茂。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粹而强健的核心,所以我们敢于期望它排除那些勉强移入的异己因素;我们认为,德国精神将有可能从新作自我反省。或许,不少人认为,德国精神的斗争必须从排除罗马因素开始;从而,他们在最近这次战争的胜利战果和浴血光荣中,看到这种斗争的一点表面准备和鼓舞;然而,在竞争热情中,必须找到一种内在要求,才能始终无愧于这条路上的崇高对手,无愧于路德以及我们的伟大艺术家和诗人们。但是,您切莫以为:没有我们的家神,没有神话的家乡,无须"恢复"德国一切遗产,也可能参与这场斗争。如果德国人畏缩不前,环顾四围,要找一个引路人领他回到久别的故乡,因为他再也不认识故乡的道路;那未,他只须倾听酒神的灵禽的快乐迷人的啼声,它正在天上翱翔,愿意给他指点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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