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理智与意志的拥有者，我构想我的目标，并且想要追逐那些目标；如果我受阻而无法达成这些目标，我就不再觉得自己是人生情境的主人。使我不能达成这些目标的原因，或许是自然法则、或许是偶发的事件、或许是人的活动、或许是人类的制度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往往不是故意设计的影响。这些力量可能会使我受不了。我要如何才不至于被他们压垮?显然，我必须从我已知为无法实现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我希望能成为我自己王国中的主人，但是我的边境绵长而不安全；因此为了减少、或消除易受攻击的地方，我把我的国度缩小。我起初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某些特定的东西。但是我却无法随心所欲。于是，我选择了避免失败和枉费，来面对这一情境，因此，我决定不要去争取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我决心不去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暴君威胁我，要毁灭我的财产、要囚禁我、要放逐我、或者要杀死我钟爱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再眷恋财物，不再介意我是不是入狱，如果我已经扼杀我内心的自然情感，那么，也就无法强迫我屈从他的意志了，因为我们所剩下的，已经不是经验界的恐惧或欲望所能左右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好像是作了一种战略性的撤退，退入了一个内在碉堡——退入了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物自身”(noumenalself)，而退人这些之后，不论人们怎么做，外界的盲目力量、以及人类的邪恶意图，都已无由触及。我已经退隐到我的内心之中了——在那儿，也惟有在那儿，我才是安全的。这仿佛是说：“我的腿受了伤。我有两个办法可以消除痛苦。其一是治好我的伤。但是，如果太难治，或没有把握治得好，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我可以切掉我的腿，摆脱伤口。如果我训练自己，不去需要我靠着腿才能拥有的东西，我就不会觉得有所缺憾。”这就是禁欲主义者、寂静主义者、斯多噶学派、佛门圣徒、以及各种教徒或非教徒所一惯使用的“自我解脱”(self—emancipation)之途，他们逃离了世界，逃开了社会与舆论的枷锁，其方法是某种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使他们能不再介意那些世俗的价值，能维持自我的孤立，而独立自处于世界的边缘，世界的武器已不再能伤害他们(注10)。任何政治孤立主义(P01iticali601ationism)，任何经济独立政策，任何一种形式的“自主”(autonomy)，都带有一点这种态度。为了要消除道路上的障碍，我干脆放弃这一条道路；我退隐到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计划经济、自己刻意孤立起来的领域之中，在这里面，我不必听外人讲话，外界的力量都不再具有影响。这是一种追寻安全的形式，但也有人称之为追寻个人或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有些人，例如康德，并不完全把“自由”当做欲望之灭绝，而视自由为对欲望的抵抗与控制，前述义理应用于个体之时，与这些人的观念，相去不远。我把自己视同控制者，而逃开被控制者所受的奴役。我是自由的，因为我够自律(autonomous)，而且，只要我维持自律，我就是自由的。我遵守法律，但是我已把它们加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之上，而且我就是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里，发现这些法律。自由就是服从(obedience)，但却是“服从一种我们为自己而制订的法律”，于是，没有人能奴役自己。“外律导向”(heteronomy)是对外界因素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成为我不能完全控制的外在世界的玩物，于是，在这一意义下，外在世界也就控制了我，“奴役”了我。我没有受到任何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或事物所“束缚”——惟有在此程度之内，我才是自由的；我无法控制自然法则，因此，在理论上，我就必须把我的自由活动，提升到以因果关系为主的经验世界之上。在这里，不适宜讨论这个古老而著名的义理，本身的正确性如何，我只想加个按语：这种视“自由”为抵抗、或逃避无法实现的欲望，以及超然独立于因果世界之外的一组观念，在政治和伦理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人认为，如果人的本质，在于他们是自主的生命，亦即是价值与目的本身的创造者，而这些价值与目的之具有终极权威，是因为它们出于自由意志，则天底下最坏的事情，就莫过于不把人类当做是具有自主性的人，而把人类看做被因果影响所玩弄的自然物件，或看做可以受外界刺激左右的动物，认为人类的统治者，可以有威胁利诱的手法，来操纵他们的选择。如此看待人，就是把人视为不能自我作主的生灵。康德说：“谁都不能强迫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幸福。因此，‘家长保护主义’(Palernalism)是最坏的专制主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把人当自由人看待，而把人当做是“我”的人类素材，可以让“我”这个善意的改革者，拿来根据“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们自己选取的目的，加以塑造。这当然正是早期的功利主义者所建议的政策。哈维修斯及边沁等功利主义者，不是主张去抵抗人类那种成为自己感情奴隶的倾向，而要利用那种倾向；他们想把“赏”与“罚”悬垂在人类面前摇晃，这是最极端的“外律导向”形式，如果这么做能使“奴隶”们更快乐的话，他们认为便应该如此去做。但是，试图操纵人类，怂恿他们去追求那些社会改革者所看到、而他们自己可能不会看到的目标，却是否定了他们的人性本质，将他们当做没有自我意志的物体看待，因此，也就等于贬抑了他们的人格。这就是何以对人类撒谎、欺瞒人类，也就是说，把人类当做达成自我独自构想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目的之工具，如此做法，即使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着想，实际上也等于已把人类看成了次等人(sub—human)，认为他们的目的，不如我的目的，仿佛只有我的目的，才是终极而神圣的。我要借由什么名义，才能强迫人们去做他们没有意志要去做、或不同意去做的事?我只指假借某些比他们本身更高的价值为名义，才能够这么做。但是，倘若正如康德所说，一切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是因为出于人类的自由行动，唯其如此，才能称为价值，那么，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比个人更高。因此，假借名义屈人从己，其实是假借了终极性不如人类本身的某种名义，来强制人类，使他们屈从于我的意志，或是屈从于某人对幸福生活、对权宜之计、或对安全与方便的特殊渴望。如此，我是以我、或我的集团所欲求的事物为目标，而以他人作为手段，无论动机是什么，或动机如何高贵，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却和我所知的人类相抵触，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凡是玩弄人类、诱惑人类，从而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依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他们，所有这一类的思想控制与制约（注11），都是否定使“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使“人”的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行径。 康德的自由个体，本是一个超然的存有，超乎自然的因果关系领域之上。但是，在经验层面—亦即在以日常生活观点看待人类的层面，这项义理，却是十八世纪深受康德与卢梭影响的、西方道德与政治的自由人文主义之核心。从先验的层面来看，自由个体的概念是一种世俗化的新教个人主义(Protestantindividulism)，在这种个人主义中，理性生活(rationallife)的概念，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个体的灵魂不再追求与上帝的结合，代之而起的是以下这个概念，亦即：个体生而赋有理智，他努力追求理智指引，而且．也只受理智支配，绝不依赖任何可能利用他的非理性本性，而使他误入歧途、使他陷入幻觉的事物。个体要求自律，不要他律导向：要自主行动，而不要只做行动的对象。对那些认为人类可能成为“激情之奴隶”的人士来说，这一说法，不仅是一种隐喻而已。使自己脱离恐惧、爱情、或顺从的欲望，即是将自己从不能控制的某种专制里，解放开来。柏拉图曾转述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言谈，这位希腊悲剧作家说过，他惟有在晚年，才把自己从“爱情”这个残酷的主人，所造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索福克里斯所述的这种经验，显然与自暴君或奴隶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经验，同样真实。看到我自己屈服于某种“卑贱的”冲动、受一种自己不喜欢的动机指使而行动、做某些自己在做它的时候就感到嫌恶的事，而事后回想起来，则觉得当时的我“不是我自己”，或我当时是“身不由己”等心理经验，都属于这一类的思维与说话方式。我认同于具有批判力和理性的我。我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无关紧要，因为我无法控制它们，重要的是我的动机。这就是那些对世界不屑一顾，并且把自己从人事枷锁中解放出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思想家，所抱持的信条。在这个形式下，上述学说看起来像是一种伦理的信条，根本不具有政治意味；但是，它却的确具有清楚的政治意涵，而这种政治意涵融人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程度，至少和“消极的”自由概念融人此一传统，同样深刻。 或许值得指出：似乎外在世界变成格外贫瘠、残酷或不义的时候，逃人真我的内在堡垒，这种“理性圣徒”式观念，才以个人主义的形式兴起。卢梭说：“人只欲求他所能完成之事、只行他所欲求之事，是谓真正自由。”一个人追求幸福、正义或自由——不论何种意义下的自由，却因为发现太多行动的途径，都遭堵绝，以致不能有多少作为，则在这种世界里，想要退入自己内心的诱惑，可能变得令人难以抵抗。希腊的情形可能就是这样，当时独立的民主政体崩溃，中央集权的马其顿(Macedon)专制政体代之而起，斯多噶学派的理想，与这一情境不可能全无关连。基于同样的道理，共和时代以后的罗马，情形也是如此（注12）。在十七世纪中，因三十年战争而深受国族之耻的日耳曼诸邦，也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时政治生活的特色，尤其是在小邦国之中，迫使珍视人类生活尊严的人，采取一种“内在移民”(inneremigration)的态度。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事例。坦率说来，凡我无法获有的事物，我必须训练自己，不去欲求；欲望一旦被消除，或者已成功地受到抵制，即等于欲望得到满足，这样的学说，容或崇高伟大，在我看来，却不折不扣是酸葡萄心理的一种形式：我没有把握获得的东西，就不是我真心想要的东西。 至此，以“为所欲为”的能力，作为消极自由的定义，何以行不通，就很明白了。其实，这也就是穆勒采用的定义。因为，如此一来，倘若我发现我想做，而实际上能做的并不多、或根本不能做，那么我便只要缩减、或消灭我的愿望，我就自由了。按照这个定义，设若有某个暴君、或某个“隐形的说服者”(hiddenPersuader)，设法“制约”了他的子民(或顾客)，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期望，从而拥抱他为他们发明的那一套生活方式，甚至将那一套生活方式“内化”(internlize)，那么，按照这一定义来说，这暴君或说客也是将他们“解放”了。无疑，这样的暴君会使他们“感到”自由——正如哲学家伊比克底特斯(Epictetus)比他的主人感到更自由一样，因为据说这位有名的好人，在受拷刑的时候，也觉得快乐。但是，伊比克底特斯所创造出来的哲学，却正和“政治自由”背道而驰。 禁欲式的克己苦修，或许是正直、宁静与精神力量的来源，然而，我们却很难了解，为什么克己苦修可以被称为“自由的扩张”(enlargementof liberty)?假若有敌人来了，我躲到屋子里面去，并且把所有的进出口堵住，因而幸免于难。如此一来，我确是比被他捉去要自由得多；但是，这会比把他打败、把他捉起来，所获得的自由更多吗?如果我做得太过份，把我自己关闭在一个小空间内，我终不免要窒息而死。而从逻辑上看来，如果有任何东西可能对我造成伤害，我就将这个东西毁灭，则到头来，不免会以自杀作结。因为只要我存在于自然世界，我就不可能万全无虞。于是，一如叔本华很正确地察觉到的：在这种意义下，惟有死亡才能带给我们完全的解放(注13)。 我所处身的世界，是我的意志会遇到阻碍的世界。那些执着于“消极”自由概念的人，如果认为，自我否定并不是克服障碍的惟一方法，我们还可以将障碍物移开，而克服它：如果这障碍来自人以外的东西，我们就用身体的行动来移除它；如果障碍是人为的抵抗，我们就用武力、或说服，来克服它，例如，我可以劝诱某人在他的马车上，为我留个空位，或可以征服一个对我国利益有威胁的国家，这一类的想法，或许还是可以原谅的。这些行动可能不公正，可能涉及暴力、残酷、奴役他人之类，但行动者由此便能最名符其实地增加自己的自由，则是难以否认之事。不过，否决这个真理的人，却就是最用力实行这个真理的人。这可说是历史的反讽。那些人甚至在征服权力、征服自由之昧，就已拒斥了“消极”的自由概念，而偏向于“积极”的自由概念。这个看法统治了我们半个世界；我们且看看它根据的形上基础，究竟是什么? 注： 注10：圣安布洛斯(St．Ambrose)说过：“一个聪明人即使是身为奴隶，也是自由的；据此而论，一个傻子虽然统有天下，但也仍然是个奴隶。”伊比克底特斯(EPictetus)或康德，也很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注11：康德、斯多噶学派和基督教徒的心理学，大抵是这样的：认为人类身上，具有某种成份，即“心灵之内在坚定性”(innerfastness of mind)，可以不受“制约行为”(conditioniing)的影响而动摇。然而，催眠、“洗脑”、升华性之暗示等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这一个先验性的假定——至少就做为一种经验性的假说而言——变得较难令人信服了。 注12：若我们说东方圣者的“寂静主义”(quietism)，和这种行为类似，都是对独裁专制政治的一种反应；它们特别盛行的时期，正是当个人特别容易被那些拥有实质压制性工具的君主侮辱，至少是忽视、甚或残酷统治的时期，这个假定，可能也并不致于太过牵强。
注13：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此即：在这段日耳曼“寂静主义”盛行的时期中，那些在法国追求个人、或国家的自由，并不惜为其而战的人士，并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其中的原因，是不是正因为在法国，尽管君主所行的是专制政治，一些特权阶级的行为也很倨傲与专横，然而，由于法国当时是一个既骄傲又强大的国家，而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是才具特殊的人士所不能掌握的，所以从战场上退隐，而遁入某个凌驾于其上的安静天堂，使那些自负的哲学家，可以从这里俯视下界的政治斗争，并不是惟一的逃避方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十九世纪及其后的英国，当然，也适用于今日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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