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第五、六、七章，我们勾画出了自由意志的轮廓，指出了自由意志是人类不仅有反应性行为，更有响应性行为这个事实在心理上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就必须把这一构想作为一项断言应用到人类状况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域中去。如果我们勾画出来的轮廓里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能在这些不同的论题中为我们所描绘的目的人的形象找到圆融一贯的证据。从第八章开始至第九、十、十一章，我们将以这样的目的引导读者探讨一下几个相关的领域。 心理学一直被用来矫治人类行为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从减轻体重到医治神经症与精神病症等方面的所有问题。很多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专业作用就是控制和预测人的行为。他们所指的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提出证据与实施证明，而是具体地操纵人，使人进入一种更好的生存状态。有的人却认为这种控制人们生活的愿望要不得，有损人的尊严。心理疗法的主要流派有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疗法。在本章里，我们将对这些方法逐一进行目的论分析，并看看它们每种方法的效果如何。 精神分析法 精神分析法起源于三位医生的研究，他们是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我们已经对弗洛伊德作过较详细的讨论（第三章，ｐｐ．４３—４９和第七章，ｐｐ．１２９—１３４）。他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他创立了人们熟悉的梦析法、自由联想法、躺椅法，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想促进对神经症状态的洞察。假如弗洛伊德并不相信心灵的一个方面（潜意识）或另一个方面（意识）总是要作出响应以产生行为，那么这种洞察就不可能得到。洞察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断言的别名。如果我们在第三章（ｐ．３３）中举例的孩子长大后都无法解决恋母情结的冲突（假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么，他就可能与一系列的母亲形象反复“表演出”这种场面：他会对一系列母亲形象发怒，与其中几个结婚，而一旦这种精神字谜使他的配偶无法忍受时就与之离婚。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称为神经症行为的强迫重复。因为弗伊罗（Ｆｕｅｒｏ）总是受到压迫，所以，这种家庭戏剧就总是反复上演。 为了矫治这种强迫重复，弗洛伊德相信，他必须首先通过分析神经症患者的梦、口“误”以及患者躺在靠椅上时（即在自由联想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幻想，为自己和病人把冲突分辨清楚。在这个寻找神经症根源的过程中，当所有的资料都收集齐了以后，弗洛伊德就向病人解释一切。这就叫解析。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这一过程：“其要点是：我应猜出秘密（比例中的潜意识动力）并坦率地把这一秘密告诉病人。这样，病人通常就被迫放弃对它的抵制。”在此，“我追求母亲”（本我愿望）的认识就由于此事令人厌恶的含义而被人格的意识面（自我、超我）所抵制。但是，由于持之以恒的解析和以病人的精神内容（梦中的故事等等）为基础的解析和证据增多，这幅图画最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病人坚持到底，他就能最终对自己的人格的另一方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并随着这一洞察而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至少会改变对自己神经症的看法而使其症状消失；或者，即使症状不消失，他也不再被症状所烦扰。 弗洛伊德常常用里比多的术语来陈述这种更似心理逻辑学的解释。他认为，在进入精神分析治疗时，病人就会把里比多从进入他的神经症中的形象（在本例中即母亲的形象）上撤回（撤除精神倾注），转而投放在分析者的身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移情，其通常形式是：在治疗的初期，病人“爱上了”分析者。然后，随着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更多，他又开始把里比多从治疗者身上撤回而重新投放在自己身上。他这样做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坚强的自我本体。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病人可能会变得蔑视分析者或对他不满，导致所谓的负移情（虽然正移情和负移情实际上都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同时进行）。慢慢地，病人就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与分析者的关系，就不再会把属于他人（如自己的父母）的特征归因于他了。而且，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由于病人经过改造的里比多得到调整，精神分析的过程就以病人最终“把握了”自己的整个人格而告结束。正如弗洛伊德对这个将旧的抑制变为新的人格力量的过程所作的总结一样：“自我以潜意识的削弱为代价而逐步扩大其范围。” 如果我们愿意把人类思维看作一个响应过程，并认为无论指导心灵的力来自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对目的论来说并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以目的论理论来重构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的职业是给他的顾客提供一项选择性的断言或前提，使他的顾客“为此缘故”而重新考虑他们生活的意义。因为这一新断言的内容是那么讨厌（道德上！），所以他的病人们最初会觉得他分析的意义（目的）是不可取的。起初，这些病人抵制他对他们的神经症型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继续以侦探般的精明进行分析，在他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里探索，找出一个又一个切中要害的线索，最终使这些病人违背自己的自觉意志而相信他对他们的潜意识意向的理解终究是正确的。一旦这一真相得到认识，病人们通常就会把它作为事实而接受下来，如同孩子们接受歪曲现实的幻想一样。这样，一种新的响应过程也就发生。弗伊罗得到了处理；孩子般的断言被清除。这无疑是人类目的论，是一种精神决定论。它既可以使人得病，然后又能把人治好——取决于人生的此时此刻受到肯定的意义是什么。 阿德勒曾一度是加入弗洛伊德学派的第一位主要人物，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分析时过分强调性的方面而与他分道扬镳。他公开采取目的观，强调行为的目标导向性。阿德勒说，要认识一个人的行为，就得了解这个人的目标，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目标成了行为的支配原则和最终?因”。阿德勒相信，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即３至５岁左右，我们都订下一种“游戏计划”，我们的行为就是为此缘故而发生的。这种原型计划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此后所采取的模式。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完整的目标，一旦被肯定，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会染上它的色彩。我们中有些人成了“妈妈的小助手”，长大成人以后就会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在我们的社区里起领头作用，或颇富责任感地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可靠的公民；而有的却成了“坏孩子”，一生中有害的活动不断，以聚会的骨干、恶作剧者或人群中八面玲珑的“人物”等不那么寻常的方式吸引伙伴们的注意。出现严重变态行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自私的生活计划。惯受溺爱或拒绝考虑别人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祸根，因为他们对别人没有爱心，没有为全民谋福利的社会兴趣。 阿德勒会认为，那位脾气暴躁的孩子（第三章，ｐ．３３）很可能就是这类以前受到溺爱的婴儿之一。这种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的利益之上。阿德勒承认，父母由于宠坏孩子而成了孩子变态行为的“原动力”的一部分，但他并不赞成因孩子的行为模式而责怪其父母。他把神经症的起因完全归咎于孩子个人，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主观上形成的，也只有这个人自己才能改变它。阿德勒的方法由此被称为个体心理学。在他的心理疗法实践中，阿德勒几乎与弗洛伊德一样采用洞察的方法，试图从病人对早期生活的回忆、梦，或甚至从直接观察得来的行为模式中举出事例，向神经症患者表明他是如何以某一前提为基础进行生活的，而这一前提则在以前有意识地形成，如今却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 比如，如果一位顾客一进精神分析医生的诊所就马上开始谈判，要求改变已经定好的下次诊疗时间，那么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权力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家庭生活经历，那时他很可能与一个兄弟竞争以获取母亲的关照（同胞竞争）。这种做法含有争取优越感的成分，即努力争取以补偿自己潜在而强烈的自卑感。这些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弗洛伊德学说意义上的强迫重复，而是持续肯定一种已经断言的生活方式。那个受到溺爱、认为整个世界都欠着他什么的个体并不是在重复着他的童年；只是自童年以来，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断言。在制订矫治方案时，阿德勒的疗治恰当地重视了目的因的各种因素。这种疗法所追求的是使神经症患者能对更具建设性、更无私、对社会的兴趣更大的前提作出肯定，使他能为此前提发出行为，以此前提为基础得到持久的个人满足。 我们所谈的“三大”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后一位叫荣格，他同样承认人类的基本目的性。他不仅相信人的心灵是沿着一条从早期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目的的路线，而且坚持认为里比多本身就是一个总是把心灵引向价值目标的目的能：“生活是典型的目的论，是对目标的内在追求；而活生生的有机体则是寻求自我实现的一个引导性目的系统。”荣格心理学独具一格的地方是如下观点：一个人“似乎”在意识中作出的任何行为肯定，其辩证对立面也“似乎”在潜意识中被作出。例如，一个在意识中企图成为主宰性意识自我的人，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相反的柔顺人格倾向。自我的反面叫做他我，或者更常见的是叫阴影。 当我们无法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阴影方面时，人格中就出问题了。对少数民族的成员表现出性欲或过度敌意、深怀种族偏见的人，其心理发展是十分片面的。他往往无法从这些阴影特征中认识自己，把它们投射在“别人”身上，而不承认是“我的一部分”。荣格疗法的治疗方案是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格的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使这个人与他自己相一致，即：使他在意识中竭力追求的部分与他实际上具有但自己并不承认的潜意识部分相结合。 用目的论术语说就是，一个人体会到了他在响应过程中所肯定的任何断言都有其相反的可能性（这一点弗洛伊德早些时候在他的反意志理论里就洞察到）。而且，虽然我们平时没有觉知到这个辩证过程，然而，我们选择一个尺度以便在响应中造就意识人格这一事实就表明我们也考虑了相反的可能性。这种情形出现在有自由去意愿这一心理活动次序的自由面。荣格曾经这样概括过他的辩证观：“在所发生的一切中，我都看到了对立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绝不能让精神决定即自由意志一语中的意志面掩盖这样的事实：在心理活动的自由面，对立的对立作为考虑的可能性总是无限地存在。人的心灵是由“非此即彼”构成的，但它绝不会受制于这些限制性抉择（除非它错误地断言了这种情形。见下述宾斯万格的理论）。 行为疗法 行为主义者采用的治疗技术仿效古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条件作用的设计。他们用作基础的具体理论初时曾被用来说明较低级的动物如老鼠、家鸽等的学习过程。所以，这些理论本质上完全是外观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一下行为疗法的过程，记住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有关受试人觉知的实验发现，并注意到当这些控制技术在违背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强加在人身上时所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对它们假定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不是唯有动力因引起治疗变化，形式因与目的因在这些方法中也起了核心作用。 曾在行为疗法中应用的行为原则之一叫做交互抑制（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这一概念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以下述事实为根据：只有那些能导致内驱力削弱的刺激-反应联系才能被培养成为习惯。如果我们能阻止内驱力削弱的发生，我们就能通过有关的刺激来切断这一反应的常规引出过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华生引起儿童恐惧的实验（第三章，ｐ．３９）。假定一个儿童通过条件作用而害怕白鼠，这样，白鼠就成了引起那位儿童焦虑的条件反应的条件刺激。每逢白鼠被撤走，孩子心中的焦虑水平就下降。按照古典条件作用理论，这就引起内驱力的显著削弱。白鼠出现，焦虑上升；白鼠消失，焦虑下降。这样，这个儿童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要使这一循环中断，我们就得引进某种不同的反应，使之能对孩子的焦虑起到交互抑制物的作用。比如，如果当白鼠只在就近某处出现时能使孩子放心，就可以防止他的焦虑上升，白鼠也就不能起到内驱力削弱的作用了。假设我们使白鼠在看得见但摸不到的地方出现，同时让孩子吃饭。这样，吃饭时宽松的乐趣就成了交互抑制反应，就会使孩子避免因焦虑上升而陷入情绪困境。然后，我们可以在孩子吃饭时逐步把白鼠移近，直至耐心地把他的条件焦虑完全消除。 这就是神经症学家、第一批最成功的行为疗法医生之一的沃尔普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在治疗的初期，沃尔普教会病人采用?雅可布逊发展完善的深肌锻炼法使肌肉放松。沃尔普在开始肌肉放松训练时叫病人用一只手紧抓椅子的扶手，而另一只手则放松。病人能否感觉出紧张的手与放松的手之间的区别？如果感觉到了，就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如使双臂完全处于松弛的状态并放在大腿上，然后放松双肩和双腿，等等。通常，从脸部和舌头肌肉的紧张程度是很容易辨认出一个人的焦虑水平的。通过跟随治疗者在各疗程中以及各疗程之间自己在家进行细心练习，病人就学会了放松身体肌肉的方法。 接着，沃尔普就询问病人，查找出令他焦虑的事物种类。让我们假设有一个病人害怕进入幽闭的地方（幽闭恐怖症），要他进入电梯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可是，任何类似的地方都会使他的神经紧张加剧。使他焦虑程度最低的地方是进入室内；可进入屋子后，屋子里的某些地方又比别的地方更可怕；看不到有通向室外的窗户，病人的焦虑就增加。因此，百货商场或现代的办公大楼都会使他心烦意乱（因为没有窗户），尽管这些地方非常宽敞，等等。沃尔普把这些不同的情景从使病人焦虑程度最低（走入室内）到最高（被锁在狭小、黑暗的衣橱里）按等级排列好。这种排列叫做焦虑等级。交互抑制的基本治疗方法就是带领病人一步步地在这个等级的阶梯上攀登，使他在亲历这各种不同的情景时放松自己。这个过程叫作系统脱敏。通常的做法是，在引进５到１０秒钟的情景之前让病人放松大约１５秒钟。在取得一定进展以后，病人甚至会被带到现实的生活情景之中进行“现场”放松练习，直至最终能够乘坐电梯或站在黑暗的衣橱之中而不感觉到如前的恐惧为止。 沃尔普的行为疗法取得了高度成功，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问题，他取得这些成就是否严格地以动力因操纵为基础？病人对这些能引起自己不同程度忧虑的情景的列举和反省能力应如何解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位有才智的人士来作出评价，特别是沃尔普还没作出过什么努力来从经验上确定一种情景是否真的比另一种情景更可怕。在作这种实验时，我们肯定要极大地依赖人的想象力，因此受试人可以简单地装作处于某种情景之中而依然取得治疗效果。最后，治疗的效果还来自这样的事实：受试人知道条件刺激（幽闭的地方）和他的条件反应（心悸、呼吸加重、冒汗等）之间的关系，并行使意志力来控制事情的发展。这种意志力完全是（有意识的）精神的，它很容易会被受试人否定，如果他果真倾向于这样做的话。 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的行为疗法更具感觉论意义的应用之一是厌恶法（ｔｈｅ ａｖｅｒ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这种方法使阅读过《装发条的橙子》一书或看过以此书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的人回想起其中的情景。在那本书中，一种“反”交互抑制法被用来对一个犯罪的惯犯进行反条件作用，使他看到一幅幅犯罪、强奸、人伦堕落的情景，同时对他施加一系列的电击并用化学药物使他恶心。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引入恐惧和恶心作为交互抑制物来压制他的敌意反应（强奸、凶杀），类似于孩子与白鼠玩时发出一个可怕的噪音使他产生对白鼠的恐惧那个例子。不过，行为疗法医生并不完全以这种方式运用厌恶疗法。他们有较为和缓的方法来帮助人们控制进食以及类似的行为。有时，行为疗法医生甚至把这些方法称为自我控制法。 例如，每当一个人具有吃的欲望时，他就会被诱想到一些令他恶心的东西，如类便或呕吐物。如果行为疗法是以操作理论为基础，紧随吃东西之后的事件就会受到某种方式的控制。如果一个人违反自己的节食计划吃了东西，他就可以闻一种刺激性气味（称为负面自我惩罚），也可以采用在家里悬挂自我批评条幅的方法；或者，每天当他不能坚持节食计划时，节食者就可以把自己超重的画像挂在电冰箱上。把这类贬抑性条幅或画像除去，是一种反向（即由负面转向正面的）自我奖赏形式。这样，节食者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操纵条幅或画像的出现，以“控制”自己坚持节食。在对付酗酒方面，一些特殊药物已经研制出来，使一个人喝酒时产生恶心的感觉。在这一方面，摆在行为疗法医生面前的挑战是如何鼓励酗酒者“吃药”。 上述这些向我们表明，病人的意向、他的执意练习，以及他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对于行为疗法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行为疗法只起着辅助的工具作用，即帮助有目的有机体，使它内在寻求发生的东西出现。很多行为疗法专家认识到一个人的意志力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幸的是，由于理论观点的缘故，他们还是退回到中介理论上去，以此来解释这类因素。他们不了解人类行为的响应性，所以，他们依然认为“行为矫正”是一种对人施加影响、不需人的配合而产生效果的东西。由于意识觉知是任何人类条件作用的前提条件（见第六章），所以很清楚，没有人的合作就没有所谓的行为矫正。至少，行为矫正不可能从动力因控制的意义上发生，而动力因控制正是被行为主义者用作他们疗法的科学根据。 ７０年代中期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联邦监狱里发生的事就是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的证明。那座监狱的官员们实施了一次称为斯塔特（ＳＴＡＲＴ，即特殊待遇与自新培训）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罪犯们的行为将得到改造，他们的操作反应将回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开始时，罪犯们被禁锢在孤独的牢房中，监管人员根据犯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遵守监狱制度的好坏情况逐步给他们增加特殊的权利（较好的生活设施、特殊的食物、较多的自由等）。?计划的自新时期是一年。参与斯塔特计划的囚犯只是极少数，但这也没能阻止联邦监狱里２２５００名囚犯对此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划的实施。他们在法庭上争辩说这个计划违反人权。这个案子还没有被依法判决之前，计划就被监狱的官员中止了。这并不是说其他依赖较少戏剧性情境的计划现在就没有了。但是，问题的要点是，有那么一群人在体现价值的原则上据理力争，向他们认为是公然违反了所谓人权的东西提出挑战。 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ｐ．９４）讨论过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到，单纯从动力因意义上谈论价值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像随风飘落的树叶那样按照常恒原理或能量守恒原理的能量分配到处运动的无生“物”，（见第三章）永远不会按照人们“应”如何做这样的价值原则运动。像白鼠和家鸽这样的较低级动物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为主义方法受操纵，但它们却不可能相信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违反原则的事情。然而，当一个囚犯或一位精神病人在受到他的“管理人”操纵，又决定不按规定的要求去做或决定通过法庭作出反击时，他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就与无生物或较低级动物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全然不同了。 即使一项行为矫正计划在一所监狱里“行得通”，那也仅仅因为要么是囚犯们相信这种计划的目标而把这些目标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不然就是他们受到恐惧或恐吓等的胁迫而采取顺从的行为，或者是安心“应付一下”直至能完全摆脱这个计划。 这些操纵必然包含着一个断言：从囚犯的“对，我们的确有所得益”到“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否则，哼，就不好办了’”之类的想法，应有尽有。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从这些前提里显露出来的响应性都可以被行为矫正论鼓吹者们衡量到，但他们却站在这个过程之外，从外观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而不是囚犯的操纵记录下来，一点也不承认其潜在的目的性。 人类行为这一有前提的方面一直为斯金纳这样的行为主义者所忽视，他们把他们的受控社区，第二十、第三个……沃尔登第二看成笛卡尔式幻想变成了现实，在那里动力因的自然流动方向必须被拨正。斯金纳理论的信徒和别的行为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理解人类的本性。人们需要有所信仰；他们需要一个有价值的“那个”以作为生活的寄托，并给他们提供某种尊严的尺码，而斯金纳却把这种尊严称为幻觉。这绝不是幻觉，因为当他们觉得失去自尊时，他们就会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或者会对剥夺了他们尊严的人产生敌意。 毫无疑义，联邦监狱里的２２５００名囚犯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利他主义的原则受到触动而对行为矫正计划进行斗争；很多人是为了骚扰监管人员而纯粹以此为乐。但这并不排除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事实。这些囚犯的领头人和把此案诉诸法庭的律师们是从某些与行为操纵无关的方面据理力争的。人类价值、伦理标准和道德准则都不能以负或正强化为基础被改造成任何形式。换言之，这些价值标准构成了目的行为赖以为基础的理性根据。使所谓的强化成为正或负的首先是行为的根据，尽管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明是先行价值。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把人作为响应者来分析而找到充当根据的价值。正如狗的尾巴不能摇动狗一样，所谓的强化物也不能造就先使这些强化物成为可能的价值。 存在主义现象学疗法 心理疗法实践中最后一种方法或许是最现代的，即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哲学。现在是一个“放任的时代”（Ａｇｅｏｆ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做自己的事”据说都是正当的。这种理论有某种存在主义基础，虽然并不是所有存在主义者都赞同这种观点。存在主义信念中有一条更普通的原理是：人类对其生活中发生的东西总是起主要作用。从这一点看，存在主义与阿德勒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但是，比个体心理学家更为已甚的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一切行为决定的现时性。这种现时性以现象经验为基础，人则总是通过这种经验“取得”生活并赋予生活以康德模型意义上的含义。 存在主义心理学对精神分析持批判态度，认为它过分注重人的童年；它也否定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因为后者把过去置于未来之上以作为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作为一个人生活中“变化”之流的“现在”对行为的决定是最重要的。那些偏爱存在主义主题的历史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布伦塔诺、伯格?和胡塞尔等，也同样喜欢把人看成生活在个人现象经验之中，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把意义主观地加于［本体］现实之上，而不单是感性现实输入的工具（见第四章，ｐ．６３康德模型的讨论）。胡塞尔甚至试图找出一种现象研究的方法与较为客观的科学方法相匹敌，但他的努力并没有真正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精神上生活在一个主观规定的、但却是我们的个人现实的现象王国里，那么，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生活承担个人责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丰富我们的经验。克尔凯郭尔曾从精神上要求我们对上帝作出承诺时要有生动活泼的个人意义［象征］，而不要让有组织宗教的空洞仪式耗尽我们的精神资源。尼采则直接了当地要求我们每天“跃”入生活中。正是这种自决精神被“二战”以来的群众运动所普及推广，如垮了的一代、嬉皮士现象等，现在又渗透到现代精神之中。 在心理疗法中，存在主义理论最早和最坚定的卫道士之一是罗杰斯。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作顾客中心疗法。在疗法的名称中用上“顾客”一词是很重要的，因为罗杰斯认为，如果我们把治疗过程的共同参与者称为“病员”，他们就会像病人一样被动而耐心地等待施治，而不是生动地采取行动。他甚至不喜欢使用“治疗医生”一词，而喜欢把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按其辅助关系称为促进者。在顾客中心疗法中受到促进的是顾客的一致性，即一个人独有的感觉与他在生活中理智上的信仰、价值和希冀目标的连贯性。很多人长大以后表现出来的是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价值，尽管他们自己没有认真考虑和肯定过这些选择。他们的自我概念是如此薄弱，以致他们在自己到底是?这个问题上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不一致了。他们的现象领域不断受到压迫和扭曲，与他们的真实感觉完全失去连贯性，就像一个胡乱拼凑起来的字谜游戏，各条线索被牵强地凑合成一个不知所云的总体。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尽管很喜欢学习历史，却选修了一门医学预科课程。这反映了他的父母的价值观，因为他的父母总是梦想他有朝一日能成为医生。无论他是否能如父母之愿取得成功，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个人在生活中身不由己。随着这种不一致的因素增加，这个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失调了。 为了矫治这些畸形的现象性存在，罗杰斯与他的顾客建立了一种完全放任的关系。他绝不要求顾客干些什么，但对每位顾客本人却表现出一种无条件的、正面的尊重和认可。这并不是说罗杰斯赞成他的顾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顾客把自己对经验的每一种想法（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情绪）都表露出来，以便进行公开的检查。罗杰斯这样做时不作任何指导，只是抓住治疗期间的每一个机会让顾客主动领头，鼓励他承担起变化的责任。在顾客说了些什么后，罗杰斯常常一边对顾客的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边含糊地说几声“嗯，嗯”以作回答，就像向顾客表示“明白了，说下去”一样。批评这种疗法的人各色各样，有的称之为无所作为疗法（即顾客只管做自己的事）。像格里斯朋那样的操作条件作用论者（见第六章，ｐ．１１６），则认为罗杰斯以他含糊地说出的“强化物”暗中操纵着顾客的行为。 可是，如果一位操作条件作用论者在顾客的一些话之后说“嗯，嗯”，别的时候则保持沉默并试图以此法使顾客在心理治疗期间所说的东西定型，他是无法取得像格里斯朋在实验室里取得的那种结果的。现在我们体会到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是：在治疗过程中，顾客不是在那里猜测实验者的游戏计划，而是在表达个人的心情和疑难。而且，如上所述，缠结在他的问题中的各种价值是根本无法加以机械地塑造的。正如罗杰斯在很多经验实验中显示的，当促进者为顾客创造出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使顾客能说他想说的任何东西，能表露他想表露的任何感觉时，改变就最有把握发生。这样把所有东西表露出来以后，他就可以把自己现象方面的字谜游戏线索重新整理，更有一致性地将它们拼排起来。这样他就取得了?调，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成了一个感觉深沉的人，就不再会害怕成为他自己所感觉到的人了。用表目的的术语说，他已经重新构想了自己的生活断言；自此以后，他的行为就为着他本人认为正确的现象发出。他承认自己的存在，也承认别人的存在。 存在心理疗法被称为存在分析法（Ｄａｓｅｉ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它来自德语词ｄａｓｅｉｎ，意为“存在”，或指现象经历中的即时性。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朋友宾斯万格是这一方法的创立人之一。他坚持认为，人类存在意识的形成时期甚至比阿德勒所认为的还要早；但是，人类所运用的不是有全局意义的生活计划，而是称为世事构想（ｗｏｒｌｄｄｅｓｉｇｎｓ）的公认假设。阿德勒认为儿童在５岁以前就有意地选定了一个生活计划，而宾斯万格则说儿童实际上从第一次觉知到经验时起就已产生了有关世界的断言设想。这并不是说带来神经机能障碍的是早期生活本身。当人们的现象界（ｄａｓｅｉｎ）过分狭?或其根据过于刻板时，他们就会陷入神经机能障碍之中。然而这可以在生活中任何时候发生。宾斯万格觉得，精神分析学家过于热衷于这种情况，即：有关生活的这些断言假设在人生的最早年月就表现出来了。 例如，一个人可以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正确和错误、干净和肮脏、可爱和丑陋等“非此即彼”的堆积，并把这种假设作为构想。人们不必给孩子灌输这种观念，也不必塑造他对经验具有这种假想。他当初甚至没有词语表达这种一分为二的假设，可他最终还是学会了对一切事物作这种僵化的辩证对立划分。这种人在他的世事构想给他造成障碍之前可能会在生活中度过很多年，或者在孩提时代就会出现障碍。具有这种设想的孩子的行为可能会坏透了，因为他无法成为一个完人。他的存在规定得如此狭?，以致他必须走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具有这种世界观的成年人可能在某个时候形成对细菌产生一种顽固而无法摆脱的恐惧。在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年龄，而是他的生活断言。而且，虽然存在主义者所谈论的那些断言与阿德勒所说的相近，可它们要隐晦得多，也不是那么明显地基于追求具体好处的意识决定之上。事实上，这些断言被称作先验假设，即它们出现在其他任何东西之前，就如康德的先验论眼镜一样（见第四章，ｐ．６４）。所以，那种阿德勒式好处追求本身是以生活乃胜负之争这样的世事构想或类似的信仰为基础的。宾斯万格会首先研究他的顾客，以求发现这些响应性先验断言，然后以分析家的方式向顾客加以解释。一旦被认识，新的生活断言就会产生，这个人就肯定会行使他的自由意志对他本人作出更健康的调整。 结论 我们已经对各种主要的心理疗法作了简单的浏览。这应该使我们相信，上述一切都没有否定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事实上，一旦承认行为具有响应性这一事实，我们就能从这些不同的方法中看到了用其他方法无法发现的共通性。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当人们陷入情绪障碍又很快取得治疗效果时，其治疗方案是以他们在生活中以康德模型规定的方式肯定的断言根据或前提为基础的。在这一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自决，而其中发生的变化与我们自由意志的定义相一致（见第七章，ｐ．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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