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仅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文献，不但卷帙浩繁，而且高度专业化。因此，本文主要限于英文书籍类的研究文献。但是，也有许多例外，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还列出了以其他语言写成的许多文章，甚至还有几部长篇著作。尽管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这一领域中最近的研究上，然而所做的实际努力已经表明英语文献中丰富的原始资料资源。 如果没有阅读欣赏过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Italien，Basel，1860)，要想写出任何这类文章将是不可能的。可资利用的还有许多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inItaly)那样的英文译本。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哲学背景感兴趣的人，还应该参阅保尔·奥斯卡·克利斯特勒(PaulOskar Kristeller)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Renaissance，Stanford，1964)、《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一：古典的、经院的和人文主义的世系》(Renaissance ThoughtI：The Classic，Scholastic，and Humanist Strains，NewYork，1961)，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Ⅱ：Paperson Humanism and the Arts，NewYork，1965)。弗里德利希·B·阿茨(FrederickB．Artz)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300-1550)》(Renaissane Humanisml300-1500，Oberlin，Ohio，1966)对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进行了简要描述，而亨利·奥斯博恩·泰勒(HenryOsborn Taylor)写的《16世纪的思想与表达》(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Century，2 Vols．1920；2d rev．ed·，NewYork，1959)是一部陈旧但具有总括性的著作，该书试图涵盖这一时期知识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对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宫廷中从事的时而怪诞的科学和神秘主义研究感兴趣的人将发现，伊文思(R．J．W．Evans)的《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1576—1612年知识史研究》(RudolfⅡand His World：A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Oxford，1973)这部书值得一读。 在那些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一般性论著中，巴特(E．A．Burtt)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m Physical Science，rev．ed·，london，1932)和斯特朗(E．W．Strong)的《过程与形而上学：16、17世纪数理科学的哲学研究》(Proceduresand Metaphysics：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al—Physical Science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Berkeley，1936)这两部开创性的著作不能不读。它们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林恩·桑代克(LynnThomdike)的巨著《法术与实验科学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8 Vols·，NewYork，1923—1958)强调的是法术而不是科学，对任何一位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来说，该书可作为一部丰富的文献目录来源。乔治·萨顿(GeorgeSarton)不亚于纪念碑式的编年体科学史从未涉及到文·艺复兴时期，但有两部短篇著作，即《文艺复兴时期(1450—1600)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价》(Appreciation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1450—1600，NewYork，1961)和《六大派别：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工作者》(Six Wings：Men Of Science in theRenaissance，Bloomington，Ind.，1957)，则以一种独特的实证法展现了数量可观的资料，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与文艺复兴：16世纪科学形成研究导论》(Scienceand the Renaissan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mergence of theScienc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2 Vols.，Edinburgh andLondon，1962)是一部研究科学和医学的优秀著作，其中的一卷登录了主要的资料来源。在图尔(Tours)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专门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雅克·罗吉尔(JacquesRoger)以此次会议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为书名，将会议讨论记录编辑成册并出版(Sciencesdela Renaissance，Paris，1973)。该书收录了各学科著名权威的论文。理查德·福斯特·琼斯(RichardFoster Jones)的《古人与今人：17世纪英国科学运动兴起研究》(Ancients and Moderns：A Study of the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1936；2ded.，St．Louis，1961)尽管研究方法相当过时，但该书仍然很有影响。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NewYork，1952)作为一部教科书至今仍然有用，该书源于战后几年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玛丽·波斯(MarieBoas)的《科学的复兴(1450—1630)》(The Scientfic Renaissance 1450—1630，NewYork，1962)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对于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社会以及科学与知识活动的其他方面更加广泛的联系有兴趣的人来说，怀特曼的《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in a Renaissance Society，London，1972)值得一读。对那些寻求传记资料的读者来说，查尔斯·C·吉利斯皮(CharlesC．Gillispie)主编的《科学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14Vols．，NewYork，1970—1976)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保罗·罗西(PaoloRossi)的《近代初期的哲学、技术与工艺》(Philosophy，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Modern Era，New York，1970)将技术与16、17世纪的哲学与科学联系起来，该书由萨尔维多·亚坦西奥(SalvatorAttansio)翻译、本杰明·尼尔森(Benjamin Nelson)主编。伯特兰·吉列(BertrandGille)写过一部《文艺复兴时期的技师》(Engineer of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Mass.，1966)。泰勒(E．G．R．Taylor)在《发现港口的技术》(TheHaven Ending Art，London，1956)一书中记述了一段有趣的航海史，而维特士(D．W．Waters)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航海技术》(TheArt of Navigation in Tudor andStuartEngland，London，1959)则是一部更加详尽的研究著作。数学家和仪器制造者是泰勒(E．C．R．Taylor)《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数学实践者们(1485—1714)》(The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1485-1714，Cambridge，1968)一书论述的主题。在《17世纪的火器发射学：关于英国科学与战争关系的研究》(Ballistics inthe Seven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War withReference Principally to England，Cambridge，1952)一书中，霍尔(A．R．Hall)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罗列了17世纪之前的材料。 除了泰勒之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学者们希望读到保尔·劳伦斯·罗斯(PaulLawrence Rose)的近著《意大利数学的复兴：从彼特拉克到伽利略的人文主义者和数学家研究》(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Mathematics：Studies on Humanists and Mathematicians from Petrarch toGalileo，Geneva，1975)。人们通过原始资料对尼古拉斯·库萨努斯(NicolausCusanus)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库萨努斯的影响由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其宇宙论和数学的影响而很重要。杰尔曼·赫隆神父(Fr．GermainHeron)翻译了他的《论有学问的无知》(Of Learned ignorance，London，1954)；约翰·P．多兰(John P．Dolan)为他编制了一部有趣的选集《统一性与改革：尼古拉斯·库萨努斯作品选》(Unityand Reform：Selected Writings of Nicholas de Cusa，South Bend，Ind.，1962)，该书收录了《白痴》(Theldiot)中的重力实验。这一时期的科学自传几乎是空白，但也有一个出色的例子，杰罗姆·卡尔(JeromeCardan)这位博学者撰写了一部《我的生活》(The Book ofMy Life)，该书由胡安·斯托纳(JeanStoner)翻译(New York，1930)。 亚瑟·O·拉夫乔依(ArthurO．Lovejoy)的《大生存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Cambridge，Mass.，1936)是一部有关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经典论述。尽管该书读起来仍然令人兴奋，但对近代初期法术感兴趣的读者还应该参阅更新一些的著作，包括沃克尔(D．P．Walker)的《从费奇诺到康帕内拉的神法与魔法》(Spiritual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London，1958)，查尔斯·G·诺尔特(CharlesG．Nauert)的《阿格里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危机》(Agrippa and the Crisis of RenaissanceThought，Urbana，Ⅲ．，1965)，以及凯思·托马斯(KeithThomas)的《宗教与法术的衰落：16、17世纪英国公众信仰研究》(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Studies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London，1971)。艾伦·C·狄博斯(Allen G．Debus)主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医学与社会》(Science，Medicine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2 Vols，NewYork，1972)是一部论文集，它不仅包括了关于一般科学与医学论题的论文，而且还有不少关于赫尔墨斯神智学和炼金术的有趣文章。波塔(J．B．Porta)的《自然法术》(NaturalMagick，English Translation of 1658；rpt．New York，1957)和威利斯·P．怀特赫德(WillisF．Whitehead)主编的阿格里帕(H．C．Agrippa)《关于神秘哲学或法术的三部书：第一部——自然法术》(ThreeBooks of Occult Philosophy or Magic：Book 1一NaturalMagic，1897；rpt．London，1971)是源于自然法术文献的主要原始资料。 约翰·狄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与炼金术、占星术和唯灵论著作一样多。最新的研究论著是彼得.J.弗伦奇(PeterJ.French)的《约翰·狄：伊丽莎白时代一个术士的世界》(John Dee：The Worldof an Elizabethan Magus，London，1972)着重论述了狄的神秘主义，但没有充分论述他的“真正的科学”。狄有影响的作品《为麦加拉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作的数学序言》(TheMathematicull Praeface to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Euclid ofMegara，1570)重印时，艾伦·C·狄博斯为其写了一篇导论(NewYork，1975)。此外，狄还与炼金术士约翰·凯里(JohnKelly)交往，他试图与神灵世界进行联系的秘密日记已经出版，该书书名为《约翰·狄博士……与某些神灵历经多年的一种真实而忠诚的关系……由梅里克·凯撒博恩作序》(ATrue and Faithful Relation of What Passed for Many Years Between Dr．JohnDee…and Some Spirits…with a Preface by MericCasaubon，London，1659；rpt．Glasgow，1974)。 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占星术史，但在多恩·凯梅隆·艾伦(DonCameron Allen)的《倒运的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英国的占星术及其影响的论战》(The Star-Crossed Renaissance：TheQuarrel About Astrology and its Influence in England，1941；rpt．NewYork，1966)一书中，读者将发现有关英国占星术论战的许多有趣之事。相比之下，有许多作者论述了炼金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霍尔姆亚德(E．J．Holmyard)的企鹅版《炼金术》(Alchemy，Hannondsworth，1957)可作为一部引人人胜的入门书。那些对这门学科与原始民间信仰和金属制造技术的联系感兴趣的人，希望继续读到密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Eliade)的《锻炉与坩埚》(The Forge and the Crucible)，该书由斯蒂芬·科林(StephenCorrin)翻译(New York，1962)。艾伦·C·狄博斯在菲利浦.P.维内尔(PhilipP．Weiner)主编的《思想史词典》(Dictionary of History of Ideas，4 Vols．NewYork，1973)第一卷第27至34页中，对“炼金术”这一词条进行了简要而全面的论述。对于那些希望提供原始作品的人来说，伊莱亚斯·阿西莫勒(EliasAshmole)主编的作品是最好而且最方便查阅的英文原始资料(Theatrum Chemicum Britannicum，1652，rpt．withan Introduction by Allen C．Debus，New York and London，1967)。 与采矿技术和冶金学有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技术，通过本世纪出现的一系列重要译本得到了最好定位。赫尔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 Hoover)(当时是采矿工程师，后来做了总统)和他的妻子露·H·胡佛(LouH.Hoover)于1912年翻译了乔治乌斯·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的《论金属》(Dere metallica，rpt．New York，1950)。西利尔·斯坦利·史密斯(CyrilStanley Smith)的一系列翻译作品同样重要。在此我们只提一下由瓦诺乔·比林格西奥(VannochioBiringuccio)撰写、由史密斯(C．S．Smith)和纳狄(M．T．Gnudi)翻译和主编的《花炮制造术》(Pirotechnia，1942；甲t．Cambridge，Mass.，1966)，以及由拉扎勒斯·艾尔克(LazarusErcker)撰写、由西斯柯(A．G．Sisco)和史密斯(C．S．Smith)翻译的《论矿石与检验》(Treatise on Ores andAssaying，Chicago，1951)。所有这些译作均有重要的序言。 在奥维西·特姆金(OwseiTemkin)的《盖仑的学说：一种医学哲学的兴衰》(Go Jenism：Rise and Decline of a MedicalPhilosophy，Ithaca，N．Y．，1973)中，可以找到帕拉塞尔苏斯医学化学反叛的重要背景。研究帕拉塞尔苏斯的主要著作是沃尔特·佩格尔(WalterPagel)的《帕拉塞尔苏斯：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医学导论》(Paracelsus：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Medicine In the Era of the Renaissance，Basel and New York，1958)。乔兰德·雅各比(JolandeJacobi)主编、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翻译的帕拉塞尔苏斯《作品选》(SelectedWritings，New York，1951)，以及科尔特·卜雷德开尔(KurtF．keidecker)翻译并作序的帕拉塞尔苏斯《帕拉米罗的医学卷》(Volumen MedicinaeParamirum，Baltimore，1949)，也许充实了这种研究。 艾伦·C·狄博斯(AllenG．Debus)在《化学论哲学：16、17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科学和医学》(The Chemical Philosophy：ParacelsianSciettce and Medicin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2Vols.，NewYork，1977)中，讨论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的世界观。狄博斯的其他相关研究论著包括：《化学论哲学家：从帕拉塞尔苏斯到范·赫尔蒙特的化学论医学》(“TheChemical Philosophers：Chemical Medicine from Paracelsus to Van Helmont”)，载于《科学史》(Historyof Science)，12(1974)，第235—259页；《英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The EnglishParacelsians，London，1965)；《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数学与自然》(“Mathematics and Nature in theChemical Texts of theRenaissance”)，载于《安比克斯》(Ambix)，15(1968)，第1～28、211页；《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运动观点》，载于《爱西斯》(Isis)，64(1973)，第4～17页；《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与罗伯特·弗拉德的研究》(“RenaissanceChemistry and the Work of Robert Fludd”)，收于《17世纪的炼金术与化学：1966年3月12日在克拉克图书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集》(Alchemyand Chemi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pers Read at a ClarklibrarySeminar，March 12，1966，Los Angeles，1966)。那些对化学论哲学的早期论述更感兴趣的人，应该把奥斯瓦尔德·柯罗尔(OswaldCroll)的《发现伟大而深奥的自然秘密》(“Discovering the Great and Deep Mysteries ofNature”)找出来读一读，该文译自平内尔(H．Pinnell)《化学宫》(BasilicaChymica，1609)一书的告诫性序言，并被收入他的《在四篇意义深远的论文中经过改革和改良的哲学》(Philosophy ReformedandImproved in Four Profound Tractates，London，1657)一书中。该书由艾伦·C·狄博斯撰写序言的重印本即将出版。欧文·汉纳威(OwenHannaway)在《化学家与化学：化学教学起源》(The Chemists and theWord：The Didactic Origins ofChemistry，Baltimore and London，1975)一书中对柯罗尔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研究时，已经找到了化学这门学科的起源。至于想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家来了解地球宇宙重大事件的人，可以看一看富兰克·道森·亚当(FrankDawson Adam)的《地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ologicalSciences，1938；rpt．New York，1954)。 我们在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Brunschwig)《蒸馏书》(Book of Distillation，Englishtrans.，C．1530)的重印本中，可以看到化学方法对传统植物知识的重大影响，该书的序言由哈罗尔德·J．亚伯拉罕(Harold J．Abrahams)撰写(NewYork，1971)。整本重印的主要草本植物志为数极少。但约翰·帕金森(JohnParkinson)的《我们英国埃尔郡将允许建立的人间天堂、地上天堂或一座栽种各种鲜花的花园》(Paradisi in Sole，ParadisusTerrestris，Or a Garden of All Sorts of Pleasant Flowers Which Our EnglishAyre Will Permit，1629；New York，1975)却是一个例外。在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豪华对开《插图本药典》(CodexIulianae Picturis Illustratus，2 Vol.，Leiden，1906)中，可以看到古代晚期高质量的植物插图。 阿格尼斯·阿尔伯(AgnesArber)的《草本植物志：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植物史中的一个篇章》(Herbals：TheirOrion and Evolu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Botany，Cambridge，1912)仍然是药草文献最全面的概括，而莱温(C．E．Raven)《从尼克哈姆到雷的英国博物学家》(EnglishNaturalists from Neckham to Ray，Cambridge，1947)也是一部有用的著作。近期出现的一篇重要论著是卡伦·M·里德(KaitaM．Ree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植物学》(“Renaissance Humanism andBotany'’)，载于《科学年鉴》(Annals of Science)，33(1976)，第519—542页。杰里·斯坦纳德(JerryStannard)写了许多有关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植物学的文章。读者将会发现，《作为医学文献的草本志》(“The Herbal as a MedicalDocument'’)，载于《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Medicine)，43(1969)，第212—226页；《马梯奥利：16世纪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评注者》(“P．A．Mattioli：Six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 on Dioscorides”)，载于《堪萨斯大学文献学报》(University of KansasBibliographical Contributions)，1(1969)，第59—81页；以及《中世纪的药草及其发展》(“MedievalHerbals and Their Development”)，载于《医学克利俄》(Clio Medica)，9(1974)，第23—33页，这些作品特别有用。至于更普及性的描述，可参看埃莉诺·S·罗德(EleanourS．Rohde)的《古老的英国药草》(The Old English Herbals，1922；rpt．NewYork，1971)。 各种新发现对欧洲博物学的影响，构成了唐纳德·P．拉齐(DonaldF．Lach)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洲之于欧洲的发展》(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2 Vols．in 5parts，Chicago，1965—1977)中一个杰出的部分。阿尔弗雷德·W·克劳斯比(AlfredW．Crosby)《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物学及其对文化的影响》(The Columbmn Exchange：Biological and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onn.，1972)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研究著作。博克瑟(C．R．Boxer)的《热带医学的两个先驱：加西亚·德奥塔和尼古拉斯·蒙纳德斯》(Two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Garcia d'Orta and NicoldsMonardes，London，1963)简短明了。由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SirClements Markham)翻译并撰写序言的德奥塔《关于印度草药和药物的密谈》(Colloquies on the Simples andDrugs of India，London，1913)，以及蒙纳德斯《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 full Newes Out of NeweFound Land，London，1925)这两部书，都有英文版。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动物知识的原始资料比草本志更少。但是，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Topsell)《四足兽史》(Historie of Four-Footed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Serpents，1608)——这两部书主要是基于康拉德·格斯纳(ConradGesner)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在近年重印了两次(NewYork，1967；Norwood，N.J.，1973)。《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动物园》(The ElizabethanZoo，London，1926)一书也选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卡罗特(E．Callot)《16世纪生命科学的复兴》(La Renaissance desSciences de la vie au XVI siecle，Paris，1951)和科尔(E．J．Cole)《比较解剖学史》(A Historyof Comparative Anatomy，London，1944)也是有用的著作。尽管人们并不赞赏查尔斯·辛格(CharlesSinger)《生物学史：生物研究概况》(A History of Biology：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Study of Living Things，rev．ed.，New York，1950)一书的实证主义倾向，但他们却称赞该书所选择的材料。 许多作者都讨论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一部简论则是查尔斯·辛格的《血液循环的发现》(The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1922；rpt．London，1956)。马克·格劳巴德(MarkGraubard)的《循环与呼吸：一种思想的进化》(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the Evolution of anIdea，New York and Burlingame，Calif.，1964)则对此作了一个有用的概括性研究。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医学的出现》(TheEmergence of scientific Medicine，Edinburgh，1971)是一部将哈维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医学史史境中的简论。 路德维格·乔兰特(LudwigChoulant)在其《解剖学图解及文献目录》(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of AnatomicalIllustration)这部重要作品中讨论了更具体的一些论题，该书由莫蒂默·弗兰克(MoaimerFrank)编译(Chicago，1920)。奥马雷(C．D．O'Malley)的《布鲁塞尔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1514—1564》(Andreas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Berkeley and losAngeles，1964)是维萨留斯的标准英文传记，而且奥马雷的《米歇尔·塞尔维特——对其地理学、医学和占星术著作的翻译》(MichaelServetus．A Translation of His Geographical，Medical and AstrologicalWritings，Philadelphia，1953)展示了塞尔维特这位谜一般的作者那些最有趣的原著。研究哈维的最重要著作是沃尔特·佩格尔(WalterPagel)的《威廉·哈维的生物学思想：某些方面及历史背景》(William Harvey'sBiological Ideas：Selected Aspec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Basel and NewYork，1967)，后来他又为该书续写了第二卷，书名为《威廉·哈维的新光辉》(New Lighton William Harvey，Basel，1976)。读者也许还希望读到肯尼斯·戴维·基勒(KennethDavid Keele)的作品《威廉·哈维：巨人、医生与科学家》(WilliamHarvey：the Man，the Physician，and the Scientist，London，1965)和格温尼斯.怀特里奇(GwenethWhitteridge)的《威廉·哈维与血液循环》(William Harvey and theCirculation of the Blood，London and New York，1971)。艾伦·G·狄博斯在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罗伯特·弗拉德对哈维研究成果的反应：一篇是《罗伯特·弗拉德与血液循环》(“RobertFlud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载于《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of Medicine and AlliedSciences)，16(1961)，第374—393页；另一篇是《哈维与弗拉德：17世纪理性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Harvey andFludd：The Irrational Factor i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载于《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Biology)，3(1970)，第81-105页。哈维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不同译本。专家们认为没有哪一个译本是完美无缺的，但任何一个译本都将使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哈维的风格和成就。最易于得到的是罗伯特·威利斯(RobertWillis)在“人人丛书”(Everyman Series)中的一个译本(1847)：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及其他作品》(Circulationof the Blood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andLondon，1952)。从哈维论述科学方法的那一节中也许很容易看出，哈维曾受惠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这一节也就成了由罗伯特·威利斯(RotertWillis)翻译的《医学博士威廉·哈维作品集》中《关于动物生殖的解剖训练》(AnatomicalExerci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HarveyM.D.，London，1847)一集的导论，第151～167页。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所有人都提及血液循环发现的基本性质，但有关哈维对医学所起影响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出版。奥德里·B·戴维斯(AudreyB．Davis)的《1650—1680年英国的循环生理学和医学化学》(Circulation Physiology and MedicalChemistry in England 1650—1680，Lawrence，Kan.，1973)以及皮得罗·莱恩·英特拉尔哥(PedroLain Entralgo)的《威廉·哈维的著作及其影响》(“Idobra de WilliamHarvey y sus consecuencias”)，载于英特拉尔哥主编的《医学通史》(Historiauniversal de la medicina，Barcelona，1973)，则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学中最引人注意的杰出人物是安布罗伊斯·帕里(AmbroisePare)。《安布罗伊斯·帕里关于到各地航海的自辩书和论文及其关于外科学的众多论著》(TheApologie and Treatise of Ambroise Pare Containing the Voyages Made untoDivers Places，with Many of his Writings onSurgery，Chicago，1952)中载有他的自传，该书由乔弗里·肯尼斯(GeoffreyKeynes)主编并撰写序言。17世纪翻译的帕里的大量著作最近已被重印，如托马斯·约翰逊(ThomasJohnson)于1634年翻译的《安布罗伊斯·帕里作品选》(The Collected Worksof Ambroise Pare，Pound Ridge，N．Y·，1968)。 对科学革命感兴趣的所有作者都得论及新天文学及其对物理学各分科所产生的结果。然而，在各种一般性论述中，没有哪一种论述能完全取代德雷尔(J．L．E．Dreyer)的《从泰利斯到开普勒的行星体系史》(AHistory of Planetary System from Thales toKepler,Cambridge，1906)。在后来的研究论著中，亚里山大·柯瓦雷(AlexandreKoyre)的《天文学革命：哥白尼、开普勒、波雷里》(The AstronomicalRevolution：Copernicus，Kepler，Borelli，Ithaca，N.Y.，1973)非常重要，该书由麦迪逊(R．E．W．Maddison)翻译。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天文学》(The CopernicanRevolution．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Thought，Cambridge，Mass.，1957)和I.贝尔纳.柯恩(I．Bernard Cohen)的《一门物理学新学科的诞生》(TheBirth of a New Physics，Garden City，N.Y.，1960)都是初级程度的优秀著作。弗朗西斯·R·约翰逊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天文学思想：1500年至1645年英国的科学著作研究》(Astronomical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A Study of English Scientific Writingsfrom1500 to 1645，Baltimore，1937)，是一部有关哥白尼理论在某个国家中被接受情况的先驱性研究著作。 安格斯·阿米泰格(AngusArmitage)的《哥白尼：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Copernicus：The Founder of ModernAstronomy，NewYork，1962)对其生平和著作作了有用的介绍。爱德华·罗森(EdwardRosen，New York，1939)和诺尔·M·斯威得罗(NoelM．Swerdlow，Philadelphia，1973)翻译的《评注》(Commentariolus)十分有用。罗森译本包括《评注》以及雷梯库斯翻译的《首要解说》(NarratioPrima)。最近，唐坎(A．M．Duncan)翻译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London，1977)。 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NewYork，1958)是理解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初期世界观变化的基础。弗朗西丝·A·耶茨(FrancesA．Yates)在其《乔尔丹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HermeticTradition，Chicago，1964)中讨论了布鲁诺的世界观，该书由于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中需要考虑那些赫尔墨斯神秘主题而具有极大影响。有两篇文章对她这种观点持批评意见，一篇是罗伯特·s·威斯特曼和麦圭尔(J．E．McGuire)所著《赫尔墨斯神智学与科学革命》(Hermeticism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s Angeles，1977)一书中由威斯特曼撰写的“法术改革与天文学改革：对耶茨论点的再思考”一节，第5-91页；另一篇是，艾伦·C·狄博斯俨伪科学”与科学史》，载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会学报》(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ociety Journal)，3(1978)，第3～20页。对于那些对威廉·吉尔伯特提出的磁性观点的范围感兴趣的人来说，罗勒尔(D．H．D．Roller)的《威廉·吉尔伯特的磁论》(DeMagnete of William Gilbert，Amsterdam，1959)值得一读。由P．弗勒里·莫特雷(P．Fleury Mottelay)翻译的吉尔伯特的《磁论》(De magnete，(1893；rpt．New York，1958)也许是该书的一个补充。 与其论述行星理论的更一般的著作一样，德雷尔(J．L．E．Dreger)的《第谷·布拉赫的生活：16世纪科学生活与思想图景》(Lifeof Tycho Brahe：A Picture of Scientific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Century，Edinburgh，1890)仍然是一部杰作。至于开普勒，可参见最近一篇概括性研究文献，即艾顿(E．J．Aiton)的《约翰内斯·开普勒新探》(“JohannesKelper in the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载《科学史》(History ofSciences)，14(1976)，第77～100页。开普勒的标准传记由麦克斯·凯斯帕(MaxCaspar)撰写，并由C．多利斯·赫尔曼(C．Doris Hellman)编译(Londonand New York，1959)。但安格斯·阿米泰格的《约翰·开普勒》(JohnKepler，London，1966)也仍然有用。对于那些对开普勒著作中神秘主义与科学的相互作用有着特殊兴趣的人来说，亚瑟·柯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普及性著作《分水岭：约翰内斯·开普勒传》(TheWatershed：A Biography of Johannes Kepler，Garden City，N．Y.，1960)值得一读。 有关伽利略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质量很高。本世纪有关这位作者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也许是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EtudesCalileennes，3 Vols.，Paris，1939)，该书至今尚未译成英文，但读者可在艾尔南·麦克马林(EmanMcMullin)主编的《伽利略：科学巨人》(Galileo：Man of Science，NewYork，1967)一书中发现，有一系列论文表明了最近对这位作者的各种看法。威廉·R·谢伊(WilliamR．Shea)的《伽利略的知识革命：中期(1610—1632年)》(Galileo'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MiddlePeriod，1610，1632，New York，1972)和毛里斯·克莱韦林(MauriceClavelin)撰写、波米兰斯(A．J．Pomerans)翻译的《伽利略的自然哲学：论古典力学的起源和构成》(The NaturalPhilosophy of Galileo：Essay on the Origins and Formation of ClassicalMechanics，Cambridge，Mass.，1974)，是最近的各种研究论著中两部杰出作品。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Drake)的《伽利略研究：个性、传统与革命》(Galileo Studies：Personality，Tradition，andRevolution，Ann Arbor，Mich.，1970)展示了该领域中一位公认领袖的论文选。 人们可以读到伽利略许多最重要著作的译本。斯蒂尔曼·德雷克将《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Discoveriesand Opinions of Galileo)翻译成英文，为其撰写了序言并作了注解(Garden City，N.Y.，1957)，该书包括《星际使者》(Sidereusnuncius，1610)、《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Letters on Sunspots，1613)、《致克丽斯蒂娜大公夫人的信》(Letter to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1615)和《试金者》(TheAssayer，1623)选录。《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Systems，1632)有两个英译本，一个由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Berkeley and LosAngeles，1953)，另一个由乔尔乔奥·德·桑蒂拉(Giorgiode Santillana)翻译(Chicago，1953)。同样，《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和证明》(Mathematical Discoursesand Demonstrations Concerniug Two New Sciences)(1638)一书也有两个英译本，一个由亨利·克鲁(HenryCrew)和阿方索·德·沙尔韦奥(Alfonsode Salvio)翻译(1914；rpt.，New York，1954)，另一个由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Madison，Wis.，1974)。 研究者最频繁引用的有关弗兰西斯·培根的近作，是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Farrington)的《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Bacon，Liverpool，1964)。保罗·罗西(Paolo Rossi)在其撰写、沙加·拉宾诺维奇(SachaRabinovitch)翻译的《弗兰西斯·培根：从法术到科学》(Francis Bacon：FromMagic toScience，Chicago，1968)中，对通常很难读到的培根写的各种小册子进行了考察，从中发现了赫尔墨斯的影响。该书补充了本杰明·法灵顿的论述。格拉罕·李斯(GrahamRees)在其《弗兰西斯·培根的半帕拉塞尔苏斯宇宙论》(“Francis Bacon's Semi-PamcelsianCosmology'’[载于《安比克斯》，22(1975)，第81—101页]一文中，考察了培根与帕拉塞尔苏斯的联系。培根几乎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著作都在收藏版中由斯贝丁(Spedding)和艾丽丝(Ellis)翻译成英文，约翰·M·罗伯特逊(JohnM．Robertson)将这些译本合为一卷，书名为《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著作》(The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London and New York，1905)。 哲学家们对笛卡尔总是有着特别的兴趣，但至今为止，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史家详细讨论过他的著作。这少数几部著作中有一部是司各特(J．F．Scott)的《勒内·笛卡尔的科学著作(1596—1650)》(TheScientific Work of Rene Descartes，1596—1650，London，n．d．)。亨利·高希尔(HenriGouhier)《笛卡尔的基本思想：对反复兴历史的贡献》(Les Premieres Pensees de Descartes：contributiona l'histoire de l'anti-renaissance，Paris，1958)也有影响。司各特和高希尔的观点与威廉·R·谢伊的《笛卡尔与玫瑰十字会会员》(“Descartesand Rosicrucians”)形成对照，该文选自Annali dell’Instituto e Musec di Storia dellaScienza di Firenze，4(1979)，第29-47页。人们可以读到笛卡尔《方法谈》(Discourse onMethod)的任何一个受欢迎的译本。最方便得到的译本之一是萨特克利夫(F．E．Sutcliffe)的译本，该书由企鹅公司(Penguin)出版(Baltimore，1968)。 对于那些最关心机械论哲学胜利的人来说，需要读一读狄克斯特惠斯(E．J．Dijkstethuis)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The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该书由狄柯修尔内(C．Dikshoorne)翻译(Oxford，1961)。勒内·杜格斯(ReneDugas)的重要著作《17世纪的力学》(Mechan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较难读懂，该书由马多克斯(J．R．Maddox)翻译(Neuchatel，1958)。韦斯特福尔(R．S．Westfall)在其《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TheConstruction of Modem Science：Mechanisms and Mechanics，NewYork，1971)中，对机械论哲学在各主要科学领域中的胜利作了简要论述。罗伯特·雷诺贝尔(Robertkenoble)的《梅森纳即机械论的诞生》(Mersenne ou la naissaacedumecanisme，1943；rpt.，Paris，1971)，对梅森纳的各种论辩、通信和知识发展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在有关17世纪原子论复活的许多著作中，读者可能发现安德鲁·G·范·梅森(AndrewC．Van Melsen)的《从不可分割到原子》(From Atomos to Atom，New York，1960)和罗伯特·H·卡尔根(RobertH．Kargon)的《从哈略特到牛顿的英国原子论》(Atomism in England from Hariot CoNewton，Oxford，1966)最有影响。艾伦·C·狄博斯在《皮埃尔·伽桑狄与其1640年的“科学探险”》(“PierreGassendi and His‘Scientific Expedition’of 1640”)[载于《国际科学史档案》(Archivesintemationales d'histoire desSciences)，16(1963)，第129—142页)一文中，描述了伽桑狄曾试图进行伽利略所提出的那些实验。 内尔·欧里奇(NellEurich)在其《乌托邦中的科学：一个伟大的构想》(Science in Utopia：A Mighty Design，Cambridge，Mass.，1967)中，对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进行了概括研究。保尔·阿诺德(PaulArnold)在《玫瑰十字会史与共济会的起源》(Histoire des Rose-Croix etles origines de laFranc-Mafonnerie，Pads，1945)中，弗朗西丝·A·耶茨后来在《玫瑰十字会的启蒙》(The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London andBoston，1972)中，都讨论了玫瑰十字会的文献。在使用有关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所有著作时要小心谨慎。耶茨的论述中一个持久的论题就是将科学革命的最主要特征归因于某个神秘的起源。17世纪玫瑰十字会主要著作的英译本于1923年在马尔基特(Margate)被重印，如《R：C：即玫瑰十字兄弟会的名声与自白书》(TheFame and Confession of the Fraternity of R：C：Commonly of the RosieCross)，以及由菲力克斯·艾米尔·赫得(FelixEmil Held)翻译，由约翰·瓦伦丁·安德烈(JohannValentin Andreae)撰写的极为有趣的著作《基督城：17世纪的理想国》(Christianopolis：An Ideal State of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1916)。 弗拉德用英语撰写的唯一一部主要著作是《摩西的哲学》(MosaicallPhilosophy，London，1659)，但克莱文(J．B．Craven)的《英国的玫瑰十字会会员罗伯特·弗拉德博士的生活与著作》[DoctorRobert Fludd(Robertas de Fluctibus)The English Rosicrucian．Life andWritings，Kirkwall，1902]一书，尽管陈旧但仍然有用。艾伦·C·狄博斯的《罗伯特·弗拉德与吉尔伯特的{磁论}在武器药膏争论中的作用》(“RobertFludd and the Use of Gilbert's De magnete in the Weapon—SalveControversy”)，载于《医学与相关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Sciences)，19(1964)，第389—417页，以及《罗伯特·弗拉德的宇宙中的太阳》(“TheSun in the Universe of Robert Fludd”)，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太阳——科学的神话，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研究会著作集》(Lesoleil a la Renaissance-sciences et mythes，Travaux de l’Institut pourl’etude de la Renaissance et de la l’Humanisme)，2(1964)，第257—278页，涉及到了弗拉德思想的各个重要方面。沃夫根·波利(WolfgangPauti)在《原型思想对开普勒科学理论的影n向》(“The lnfluence Of Archetypal Ideas On theScientific Theories Of Kepler”)一文中，对开普勒与弗拉德之间的交流进行了有洞察力的研究，该文载于荣格(C．G．Jung)与波利(W．Pauli)撰写的《自然与灵魂的诠释》(The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Psyche，NewYork，1955，第147—240页)一书中，该书由普利斯西拉·西尔兹(PriscillaSilz)翻译，至于范·赫尔蒙特，请参见艾伦·G·狄博斯的《17世纪的化学论论战：对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的反应》(“TheChemical Debat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Reaction to Robert Fludd andJean Baptiste van H Elmont”)，载于M·L．瑞西尼·玻内里(M．L．RighiniBonelli)和威廉·R·谢伊主编的《科学革命中的原因、实验和神秘主义》(Reason，Experiment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1975)，第18—47、291—298页。 艾伦·c·狄博斯在《17世纪的科学与教育：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Scienceand Educ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Webster-Ward Debate，London andNew York，1970)中，重新编印了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塞思·沃得(SethWard)、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和托马斯·霍尔(ThomasHall)关于1654年教育改革的原著；在帅白利西、普拉特与16、1 7世纪英国的农业化学》[(“Palissy，Plat and EndishAgricultural Chemistr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载于《国际科学史档案》，21(1968)，第67—88页)中讨论了化学论者的农业计划，并在《化学论哲学》(TheChemical Philosophy，2，第425—441页)中讨论了格劳伯(Glauber)为德国拟订的化学和经济计划。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Webster)在《伟大的复兴：1626—1660年的科学、医学与改革》(The Great Instauration：Science，Medicineand Reform 1626—1660，New York，1976)中，全面论述了17世纪中期英国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最后，有些人把牛顿炼金术和赫尔墨斯神智学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独特主题产生持续不断影响的证据，对于这些对此有着特殊兴趣的人来说，可参阅麦圭尔和拉坦西(P．M．Rattansi)的《牛顿与“潘神箫”》(“Newtonand the‘Pipes of Pan”)，载于《伦敦皇家学会笔记与记录》(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Society of London)，21(1966)，第108-143页，以及艾伦·G·狄博斯的《范·赫尔蒙特与牛顿第三定律》(“VanHelmont and Newton's Third Law”)，载于塞普·达曼得尔(SeppDomandl)主编的《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与影响——库尔特·哥尔达默60诞辰贺礼》，即《萨尔斯堡帕拉塞尔苏斯研究论文集》第13卷(Paracelsus，Werkund Wirkungg．Festgabe Fur Kurt Goldammer zum 60．Geburtstag；SalzburgerBeitrage zur Paracelsusforschung，13，Vienna，1975)，第45—52页。此外，道布斯(B．J．T．Dobbs)著有《牛顿炼金术的基础或“绿色里昂的狩猎”》(TheFoundations of Newton's Alchemy or“The Hunting of the Greene Lyon”，Cambridge，1975)，对书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应该与卡林·弗格拉(Karinnpla)的极有价值的评论一起阅读，这篇评论题为《作为炼金术士的牛顿》(“Newtonas Alchemist”)，载于《科学史》，15(1977)，第102-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