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也许是早先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结果使人们对人体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帕多瓦的一批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安德烈·维萨留斯、雷尔多·科伦波(RealdoColumbo，1510—1559)①、加布里勒·法洛比亚(GabrieleFalloppio，1523—1562)②、阿奎彭登特的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Fabricius of Aquapendente，1533—1619)③以及威廉·哈维。但是，从维萨留斯《人体结构》(Defabrica，1543)的出版到哈维《心血运动论》(De motucordis，1628)的出版这段时间内，其他人也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并非总是非常完美地符合近代科学的模式。因此，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Servetus，1511—1553)④在一本神学小册子(1553年)中描述了血液在肺部的运动。我们将发现，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和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和思考的一种促进因素在此再次出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公开声称他们忠诚于亚里土多德和盖仑，而英国的炼金术士罗伯特·弗拉德医生则第一个在出版物(1629年)中支持哈维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循环具有深刻的神秘含义。也许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体现出17世纪早期各种知识潮流的复杂性了。 ①意大利解剖学家，独立提出过血液从心脏右侧通过肺到左侧循环的思想。——译注 ②意大利解剖学家，正确地描述了内耳和生殖器官。今天仍把输卵管称为法洛比亚管。——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外科医生。——译注 ④西班牙神学家、医生。——译注 中世纪遗产 就像在所有其他学科领域中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初建立在更早些时期幸存下来的各种原著和概念之上。这部分地意味着人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观念，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活力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后来成了17世纪机械论者攻击的目标。 但除了幸存的各种古代哲学概念之外，还有一大批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资料。克朗登的阿尔科曼昂(Alcmaeon ofCroton，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曾对描述人和动物的各个部位感兴趣；而在亚历山大，赫罗费拉斯(Herophilus)①和伊雷西斯特拉都斯(Erasistratus，活跃于公元前280年)②领导着一个异常活跃的解剖学派。后来据说，他们通过对各位托勒密王(Ptolemies)提供给他们的罪犯进行活体解剖来获取观察资料。但不论此说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亚里山大的解剖学家们的确解剖过人尸。这一成果体现于对人体各个部位所进行的详细的解剖学描述以及与动物相似部位的比较。另外，他们进行的各种生理学探索成了近两千年来人们讨论的主题。 ①古希腊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公元前3357-前280?)，第一个当众进行尸体解剖表演的人。——译注 ②古希腊医生(公元前304—前250)。——译注 如果说，亚里山大的解剖学研究达到了古代科学的顶点，那么，在盖仑获得胜利的那些世纪中，由于他势不可挡的影响，这些解剖学家们的全部原著都散失了。盖仑最初是一位在他的出生地柏加曼城为古罗马斗剑士服务的外科医生，后来他广泛游历了全帝国，并且写下了论述哲学和医学所有方面的著作。古代晚期和伊斯兰的医学作家们摘录整理的，正是他的著作，而非他前辈们的著作。 而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化学论追随者们反抗的正是盖仑著作的持续影响。我们无法对盖仑内容广泛的著作进行概括说明，但有必要关注那些特别令16世纪解剖学家们深感烦恼的几个观点。 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既冗长又详尽。他的著作由于考察了脊髓、呼吸机制和心血管系统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他的结论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人体解剖。他主要依靠那些容易得到的动物，如羊、牛、猪、狗，尤其是北非猿。所以，他犯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如五叶肝(依赖于狗的解剖)和神奇网(retemirabile，人体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复杂血管网)被作为人体解剖的一部分来描述。直到16世纪以前，诸如此类的错误仍然是解剖学教学的部分内容。 盖仑对心血管系统的描述具有特珠的意义(图4．1)。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他的原著中发现了各种基本错误，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血液流动概念的产生。在盖仑看来，血液形成于肝脏，并由此通过静脉流向身体的所有部位。这种具有丰富自然精气(naturalspirits)的静脉血具有滋养人体组织的功能，同时带走废物。最后，静脉血在自然精气耗尽之后流到右心室。在清除了积聚起来的杂质之后，大部分静脉血首先被送往肺部，然后再送往肝脏。但是，盖仑假定，在右心室和左心室之间存在着微孔，极少量的静脉血通过这些微孔流向左腔。这部分静脉血在左腔与来自于肺里的空气结合，形成了生命必需的生命精气(vitalspirits)，然后这些生命精气通过动脉被分送出去。最后的转化产生于大脑，这里已准备了动物精气(animalspirits)，通过神经来传送它们。这个系统的关键依赖于心室之间的微孔这些并不存在的通道。一旦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有必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再思考。 但是，一千多年来盖仑的生理学观点并未得到修正。这部分因为盖仑是古希腊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但更因为古代后期的医生们只是对盖仑著作进行了节录和整理，而几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而且，虽然伊斯兰医学后来受到盖仑的强烈影响，但阿拉伯语原著更注重的是疾病的原因和治疗，而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西方学术界最初是从13世纪的译本中了解东方原著的。由于伊斯兰的这些兴趣，中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相对来说几乎不知道盖仑的解剖学著作。13世纪的医生们较易获得的著作只有一部《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Onthe Use of the Parts)的节本。 
13世纪能够得到的解剖学著作数量有限，而相比之下，人们在早期公开解剖的复兴中却发现了未来的好预兆。在13世纪的萨勒诺(Salemo)①，人们再次进行了动物实验，而在14世纪早期，波伦亚(Bologna)②成了解剖学研究的中心。其促进因素不是源于医学院，而是源于法学院，因为法学院的人认为有验尸的必要。蒙蒂诺·德路西(Mondinode’Luzzi，1275—1326)③于1316年在波伦亚撰写的解剖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开始后很久一直是公开解剖的典范(图4．2)。在该书中，他首先着手描述的是腹部器官，然后才是外部的头和四肢。这种顺序可使人们首先关注那些很可能腐烂的部位。在缺乏适当保存技术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①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②意大利北部城市。——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译注 
中世纪的医学院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示范的重要性，并且不久就规定，医科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数量的公开解剖。到了1400年，公开解剖就成了大多数大学的普通课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示范旨在使学生熟悉人体的各部位，而并不以新的研究自居。解剖学的复兴 传统的持续性使蒙蒂诺的解剖学著作在15世纪末期得以出版，但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主义则把新的重点放在古代原著上。不久，人们就发现，学者们无法读到盖仑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将其编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盖仑的《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到1500年已出版了几个拉丁语译本。托马斯·利纳克雷，这位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曾梦想出版一部完整的希腊语版的盖仑著作。实际上，他为出版许多单本的医学著作尽了努力，其中就有盖仑的《论自然的官能》(Onthe NaturalFaculties，1523)。巴黎的医学教授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甚至更加勤奋，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将许多精力都倾注在古希腊医学原著的翻译整理上。他不但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而且还编辑了古代晚期许多其他医生的著作，如艾吉那的波尔(Paulof Aegina，7世纪晚期)、卡留斯·奥雷利亚努斯(Caelius Aurelianus，7世纪)、奥利巴苏斯(Oribasius，325—400)，以及特拉利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Tralles，6世纪)。此外，他还写下了论述黑死病、药用泉水和助产术的各种著作——并在其晚年，著文为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药物作辩护。 真正有意义的是，就在金特刚刚翻译完盖仑的《论解剖过程》(OnAnatomicalProcedures，1531)一书之后，一个名叫安德烈·维萨留斯的新生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医科。由于认识到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才智，金特便选用他协助自己编写教科书《根据盖仑的观点医科学生应学习的解剖学基本原理》(Anatomical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of Galen for MedicalStudents，1536)。尽管维萨留斯后来对他导师的专业知识评价甚低，但事实上，他从导师那里受到了这一领域中能够得到的全欧最好的训练——还有金特强烈的盖仑倾向的影口向。 维萨留斯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很快就认识到盖仑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以及对人体各部位作正确描绘的需要。在这方面，他的著作也许与布伦费尔斯、贝克和富克斯的著作类似，他们三位都认识到在植物学领域制作新插图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只有维萨留斯制作过近代解剖学插图，那是错误的。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①更早期的解剖学插图技艺高超。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这些插图没有出版，因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维萨留斯之前的确有另外一些人在这方面做过工作，最著名的是波伦亚的彼伦加略·达·卡比(Berengarioda Carpi of Bologna，1460-1530)，他为译注蒙蒂诺的著作而制作了各种新的解剖学插图。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中都有重要发现。——译注 通往《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a)之路相对较短。离开巴黎之后，维萨留斯在鲁汶(Louvain)大学教了一年书(1536年)，此后在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随即被该校委任为外科学讲师(1537年)。除了旅行和教学之外，维萨留斯不断写作。1538年，他应解剖学学生的请求，出版了《六页集》(TabulaeSex)——6页纸的正文和插图。其中3页纸的插图是由提香(Titian)的一个学生简·斯蒂芬·范·卡尔卡(Jan Stephen vanCalcar，1499—1550)所作。1541年，维萨留斯致力于盖仑著作的编辑。两年后，他出版了论述人体的杰作(图4．3)。该书出版后不久，他被委任为查理五世(CharlesV)皇帝的御医，后来又被委任为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Ⅱ)的御医。1564年，维萨留斯这位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正准备返回帕多瓦时，客死途中。 《人体结构》由于其插图(很可能也由简·斯蒂芬·范·卡尔卡所作)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4．4)。但是当我们转向该书的正文时，就会发现它正如我们所料是以盖仑的研究为基础的。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维萨留斯孜孜寻找的是古代原著中的那些细小错误。这是当时公认的学问，并不影响对古代医生的普遍尊重。但维萨留斯坚持一种盖仑式的排序，因为他在读者面前展示的首先是骨骼，其次是肌肉、心血管系统，最后才是大脑、腹腔和胸腔的器官。这个顺序与蒙蒂诺的实用解剖方法相反。 我们自己的兴趣则必须保持以维萨留斯对心脏动脉和静脉系统的论述为中心。他在这方面明显较保守。他并没有怀疑盖仑的精气(自然的、生命的和动物的)理论，而且他讨论血液流动时，也没有真正违背盖仑的观点。至于心脏，维萨留斯在反对盖仑关于心室间中隔微孔的主张时，显得非常勉强，以至于写道： “中隔由心脏中最密集的物质组成，它的两侧充满小凹陷。就人们的感觉所及，所有这些凹陷都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我们对造物主的技艺感到惊诧，他使血液通过看不见的微孔从右心室流到了左心室。” 
在此，他抛弃了观察而赞同权威。这一点使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洞察了盖仑在16世纪中叶享有的权威。 
1555年，维萨留斯出版了《人体结构》第二版。在此，他又一次回到了心室间中隔微孔这一问题上来。但此时他已观察到，“尽管这些凹陷有时显而易见，但就人们感觉所及，它们均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在此，他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但读者感觉到，这是一次痛苦的决定。 “不久前，我甚至不敢偏离盖仑一丝一毫。但在我看来，心脏中隔就像心脏其他部分一样厚、一样密集、一样坚实。因此，我不明白，哪怕最小的微粒是如何通过中隔从右心室转入左心室的。” 这个被当时的解剖学家们证实的决定，导致了对血液流动的彻底再思考。 维萨留斯本人很关注来自比他自己更保守的那些人的批评：“因为一些人的研究一直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我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也因为我由于盖仑的缘故而不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性，这些人被如此激烈地煽动起来反对我，我当然应该得到一些比他们的诽谤更好的东西。”尽管他非常尊崇盖仑本人的著作，但当人们直率地建议他以更加传统的人文主义方式出版一部盖仑著作的注解时，他却拒绝了这些建议。 血液流动：从维萨留斯到哈维 维萨留斯也许并不像有人曾认为的那样是一位革新者，但毫无疑问，在所有解剖学教科书中，《人体结构》几乎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复制该书及其插图，而且有证据表明，在维系始于维萨留斯及其帕多瓦的接班人之间的持续的师生关系上，该书具有重要作用。维萨留斯的继承者是雷尔多·科伦波，他曾做过维萨留斯的助手。接下来，加布里勒·法洛比亚又接替了雷尔多·科伦波。法洛比亚以研究人类输卵管而闻名，在他死后，输卵管被称为法洛比亚管。法洛比亚的继承者是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他的学生威廉·哈维熟知他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承关系表明了维萨留斯和哈维之间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维萨留斯的著作确定了心脏的结构，但的确没有确定其功能。其生理学基础仍然是盖仑式的，并源于《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的确，自盖仑以来，有关心脏、肺和动脉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维萨留斯的后继者们在研究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呼吸的作用方面，几乎立即超过了他。第一位这样做的人是米歇尔·塞尔维特，他早期所受训练与维萨留斯有某些相似性。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也曾作为一位解剖学家在巴黎金特的门下受过训练。像维萨留斯一样，塞尔维特也作过金特的助手。我们发现他也是盖仑的追随者，这一点从他的《论糖浆……根据盖仑的观点》(Accountof Syrups…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ofGalen，1536)一书中可以看出。但另一部早期医学著作却抨击列昂纳德·富克斯是一位异教徒，几乎不用怀疑，在当非国教教徒(nonconformist)会遭遇危险的时代，塞尔维特本人就是一位宗教激进分子。作为一位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又不能容忍清教徒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①的教徒，塞尔维特在21岁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论述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错误。由于受到追捕，他化名为维拉诺乌斯(Villanovus)而受雇于一位出版商②。到了1546年，他已经写完了《基督教的复兴》(Restitutionof Christianity)，并将该书手稿——与另一部论述三位一体的著作一起——送给了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③。此时，他被迫逃离天主教统治下的法国，开始了途经日内瓦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在日内瓦，有人认出他就是攻击加尔文的人。他在前往教堂礼拜时，遭到逮捕。1553年，塞尔维特因各种过错受审，并被判处极刑，他和他的著作一起在火刑柱上被焚毁。 ①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译注 ②这位出版商是奥普吕纳斯(J．Oporinus，1507—1568)。他是塞尔维特的保卫者和朋友，曾担任过帕拉塞尔苏斯的秘书，并于1543年出版了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也曾因出版《古兰经》的拉丁语版而坐过牢。——译注 ③法国神学家(1509—156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译注 1553年印刷的几千本《基督教的复兴》只有三本幸存了下来。该书本身就是塞尔维特宗教信念的一种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是第15章，它论述的是圣灵(HolySpirit)以及神灵(DivineSpirit)对人的施与。在这一章里，塞尔维特讨论了呼吸以及精气(spirit)与空气的关系。在他看来，身体中的生命精气是由稀薄的血液与吸入的空气相混合所产生——并且它并非像盖仑所假设的那样形成于左心室，而是形成于肺部。由于抛弃了血液从右心室渗透到左心室的盖仑的概念，塞尔维特正确地描述了肺循环：从右心室流出来的血液经过肺动脉被排注到肺部。在肺部，由于吸入的空气使得静脉血变得更加稀薄，血液在这里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血液再从这里经过肺静脉流到左心室，然后通过动脉系统分散出去。现在，人们已经知道，13世纪的伊本·安·纳菲(Ibnan Nafis)①曾经正确地描述了这部分的血液流动，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一位16世纪的解剖学家都知道他的著作。 ①13世纪阿拉伯医学家，曾描述过肺循环。但他思索的结论与哈维用直接的、实验性的近代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译注 重要的是，要坚持从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塞尔维特的这种描述。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各种重要的观察材料都产生于我们今天认为是非科学的那些背景中。就在70年以后，类似的有关空气精气及其与血液的关系的思考，促使罗伯特·弗拉德描述了一种神秘的血液循环——并且也促使他成为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心血运动论》(Demotttcordis)的人。 尽管塞尔维特论述肺循环的观点一个世纪以后才为人所知，但这部著作在16世纪中叶是否具有影响却仍有疑问。然而，在16世纪下半叶，人们迅速接受了无孔中隔的概念，这一事实要求对动脉血液的起源作出一种新的解释。雷尔多·科伦波在其解剖学教科书(1559年)中——也许独立地——得出了与塞尔维特相同的结论。在此——与塞尔维特形成对比——我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维萨留斯解剖学的牢固传统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盖仑的影响，因为正是肝脏为以后流向全身的血液改善了营养。同样，正是左心室将赋予生命的血液通过主动脉分流出去。然而，科伦波对心脏及其瓣膜的精确描述要求肺循环的途径是从右到左。科伦波死后，这种“小循环”被人们普遍接受。 哈维和帕多瓦学派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可以在哈维的解剖学老师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的著作中找到。法布里修斯与帕多瓦大学的联系长达64年之久。尽管人们最频繁引用的也许是法布里修斯论述比较解剖学的著作，但是他作为哈维在描述静脉瓣膜方面的前辈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哈维还是帕多瓦大学的一名学生时，法布里修斯就对这一专题展开了研究，并于160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①。作为一位彻底的盖仑信徒，法布里修斯坚持认为，这些瓣膜的存在是为了阻止危险的血液扩张。倘若某个部位需要过量的营养，那么瓣膜的作用就是防止其他部分给养不足。动脉血的正常涨落说明了动脉中不存在这些瓣膜。在哈维看来，瓣膜是血液单向循环的证明。 ①1603年，法布里修斯出版了一本仅24页的小册子，书名为《论静脉中的瓣膜》，完整地描述了静脉瓣膜的结构、位置和分布。在推测这些瓣膜的功能时，他应用了水力学原理来作类比，从而激发了人们用机械论观点来解释循环系统的热情。但由于盖仑的学说始终占据着他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使得他最终未能认识到瓣膜的真正功能。——译注 伴随着解剖学知识的不断增加，16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一些学者开始用笼统的措辞来谈论体内全部血液的循环。这有许多原因。一些入——像塞萨皮洛——是好战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论及心脏在人体中的首要地位，而塞萨皮洛采用了肺循环的观点，因为肺循环似乎赋予了心脏更大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根据符合大宇宙和小宇宙一致性的那些神秘天界影响来思考。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小宇宙循环应该仿效行星(或太阳)的旋转。的确，劳契·勒·贝利弗(Rochle Baillif)写了一部论述人及其“本质的解剖”的著作。他认为，“本质的解剖”所强调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类比，而不是各学派肉体解剖之间的类比。最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起着一件件化学设备的作用。假使这样，血液以一种类似于蒸馏“循环”的方式在人体内循环的观点就会引起争论。虽然这纯属推测，但它确实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倾向，并且表明，就在哈维之前的时代，关于血液流动的思想有些宽泛。 威廉·哈维和血液循环 像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界众多的主要人物一样，哈维依赖于他前辈的著作，并把许多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主题联在了一起。哈维最初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1597年来到帕多瓦大学，在法布里修斯门下求学。当时，这位老师正在写作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在拿到医学学位以后，哈维于1602年返回英国，成为圣巴塞罗缪(St．Bartholomew)医院的医生和詹姆士一世的御医。他被选为欧洲最有声望的科学社团之一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1607年)。哈维本人曾在该会为卢莱因讲座(LumleianLectures)作过关于解剖学的演讲(1615年)。这些记录都向我们表明，他在早期就对血液流动这一主题感兴趣。 哈维在帕多瓦所受的教育是我们理解他的基础。由于这种训练，他成了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的仰慕者。其仰慕程度可以在《心血运动论》(De motucordis，1628)中看到，在该书中，哈维似乎更愿意将肺循环的发现归因于盖仑；也可以在其《论动物的繁殖》(De generationeanimalium，1651)一书对科学方法的讨论中看到，该书直接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Analytics)和《物理学》(Physics)为基础。 但是，循环的发现不仅仅是基于对古代天才的崇敬，基于对其工作应该成为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基础这种信念。哈维的著作反射出那个时代对新的观察材料、神秘的类比甚至使用各种机械实例的兴趣。 《心血运动论》篇幅甚短，但该书既展示了哈维本人的观察证据，又展示了对解剖学文献的详尽了解。哈维首先转向心脏本身，考察过约40个物种的心脏和血液运动。他观察到，在所有情况下，心脏收缩时会变硬，且随着收缩的产生，动脉会扩张。这种周期性的扩张能够从手腕的脉搏中感觉到。同时，他正确地假设说，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血液正在被泵人动脉。于是哈维注意到，心脏的作用也许可与水泵相比。 哈维的实验涉及冷血动物的心脏，是因为这些动物的心脏活动较慢。他注意到，首先是心房收缩，然后是心室。他仔细地描述了这个过程：首先，血液通过大静脉流入右心房，当这里产生收缩时，血液就被送到了右心室，此处的瓣膜使其不可能回流。接着，右心室收缩，把血液通过肺动脉送人肺部。瓣膜又一次使其不可能反转方向。并且，由于中隔中不存在微孔，所有这些血液都是通过肺部输送出去。在心脏的左侧，来自肺部的血液首先从肺静脉进入左心房。然后，当此处收缩时，血液就进入左心室。进一步的收缩迫使动脉血进入主动脉和动脉系统。 作为一项生理学发现，它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当时哈维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对静脉瓣膜进行思考时，他阐述道，血液流动不但都是从一个方向进入心脏，而且也都是从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进入全身(图4．5)。在这一点上，哈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量化论点。假设左心室只能容纳2盎司血，脉搏每分钟跳动72次，那么左心室在1小时内就可迫使约540磅血进入主动脉。动物体内最多只有几磅血，人们一定会问，这么多的血液是来自哪里——又流向何方呢?哈维的结论是，从主动脉流出的血液只可能来自静脉： “我开始思考，是否在循环中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运动。后来，我确实发现这种运动真的存在；最后我看到，被左心室的作用压入动脉的血液统统被分布到体内。这些血液被分成几个部分，以其流经肺部的同样方式，被右心室压入肺动脉，然后再经过静脉和大静脉，以已经说过的方式转向左心室。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运动称为循环。这个循环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相同方式产生的：空气与雨水仿效着天体的循环运动，因为潮湿的土地被太阳晒热而蒸发，这些升入空中的水蒸气就凝结起来，并以雨水的形式降落下来，又一次湿润土地……” 
当人们通过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方式，根据宇宙论来理解心脏的意义时，这种始终显而易见的意义仍然具有更大的作用： “所以，心脏是生命之源，是小宇宙的太阳，这正如太阳接下来很可能被认定是世界的心脏那样。因为正是心脏的功效和搏动，才使得血液运动不息、完善无瑕、易于供给营养，并且防止了腐烂和凝结。正是这种普通的神性，在履行其职责时，滋养、抚育了整个身体，并加快了整个身体的成长。它的确是生命的基础、一切活动的源泉。” 哈维最后转向对静脉瓣膜的观察，他指出，血液总是朝向心脏而决不是背向心脏流动。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根据充分，因为，“包括论据和直观演示在内的一切都表明，血液由于(心房和)心室的作用流经肺部和心脏，并被分送到身体各部位，从那里流向静脉和肉中的微孔，然后，经静脉从周围各侧流向中心，又从较小静脉流向较大静脉，最后经过它们，被输送到主静脉和右心房。血液以这样的流量运动，或者说在动脉和静脉中流出流入，此消彼长，而不可能由摄入体内的物质供给，并且远远多于仅仅为了获取营养所必需的量；我们绝对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体内的血液被迫进行循环，并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状态；这是心脏通过搏动而产生的行为或功能；这是心脏运动和收缩的唯一结果。” 评判 虽然血液循环的发现在今天被认为是17世纪早期唯一比得上当时物理科学(physicalsciences)发展的生理学成就，但是人们对《心血运动论》的直接反应却各不相同。如果说有许多保守的作者断然反对该书的话，那么提一提哈维支持者们的各种观点则更加重要。 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人，是他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弗拉德。长期以来，他对空气中的生命精气以及人体对此精气的吸收一直怀有兴趣。1623年，他曾把动脉血的神秘循环描述成是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哈维的解剖演示，弗拉德曾安排他本人在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出版这位朋友的著作。在写作一部论述脉搏的书时(1629年)，弗拉德提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胞”曾经用哲学论据和观察演示来证实循环。 但在弗拉德看来，哈维的解剖证据很显然完全证实了更深刻的神性真理。这一点已得到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同时代人马林·梅森纳(MatinMersenne，1588—1648)和皮埃尔·伽桑狄(PierreGassendi，1592—1655)的正确理解。在详细答复弗拉德时(1631年)，伽桑狄攻击了弗拉德和哈维的循环论，原因是伽桑狄自称曾在展示的中隔上见过微孔的存在。他争辩说，如果中隔中存在着微孔，那么它们必然有其目的。这个特定的目的就是形成动脉血，因此应该坚持盖仑的血液流动体系。弗拉德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1633年)，哈维的解剖标本曾使他确证中隔的不可渗透性，而且心脏的瓣膜引导着血液通过肺部从心脏右侧流向左侧。在他看来，循环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能够而且已经被他假定存在的事实，这个假设依据的就是在哈维尚不充分——但同样可信——的生理学证据之前的那些宇宙真理。 如果哈维的研究可解释为弗拉德的神秘宇宙论的一项证据，并因此而受到机械论者的攻击，我们不必惊讶笛卡尔也对哈维的解释有所保留。在其《论人类》(Traite’del'homme，1632)一书中，笛卡尔接受了血液的完全循环，却把心脏解释成一个机械蒸馏装置。由于他假设心脏的温度高于体温、肺部具有冷却作用，他论及了冷凝和稀薄化同瓣膜所决定的血流自身的结合。在此，笛卡尔试图把哈维的活力论体系转化成彻底的机械论体系。 约翰内斯·瓦拉乌斯(JohannesWalaeus，1604—1649)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在1641年发表的两封信中捍卫了循环论并且赞扬了哈维的天才。他设计了一系列绑扎狗血管的新型实验，帮助人们扩展了血液流动的知识。这项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以致影响到了哈维本人。但当瓦拉乌斯听说循环的实验发现者是威尼斯政治家帕罗·沙比(PaoloSarpi，1552—1623)时，哈维在他心目中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在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之后，瓦拉乌斯逐渐确信(1645年)，沙比的确发现过循环，并且他的研究建立在自古以来其他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瓦拉乌斯写道，沙比后来将自己的发现传给了哈维，哈维继续发展了这一学说，并将其归于自己的名下。 在《心血运动论》出版后的20年时间里，哈维的确受到过詹姆斯·普里姆罗斯(James Primerose，卒于1659年)、让·里奥兰(JeanRiolan，1580—1657)、盖伊·帕丁(GuiPatin，1601—1672)和其他许多作者的严厉责难，但哈维的著作似乎不能让每一个人完全满意，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有关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的关系、两种血液的不同外观、肺脏的作用以及动脉血形成过程中空气所起的作用，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哈维本人并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他的确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接受他的大多数同代人的赞扬。就在他去世后不久，1659年玛斯洛·马尔比基(MarcelloMaipighi，1628—1694)①在显微镜下研究蛙肺中的血液流动时，首次发现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的网结。14年以后，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iLeeuwenhoek，1632—1723) ②用高倍透镜证实了这种观察。一些早期科学学会、尤其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Society ofLondon)的成员探索了呼吸问题。同时，由于对血液流动有了新的理解，那些注定要失败的输血实验就有可能产生。至于医学实践，体液理论的衰落导致了人们对血液化学成分产生新的兴趣。17世纪后期，人们在通过服用化学药物来治疗疾病方面进行了许多实验。 ①意大利医学家、解剖学家。以环状剥皮法研究植物体中的物质运输。——译注 ②荷兰显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发现红血球、滴虫和精虫。——译注 但是，即使在该世纪后期，血液循环的发现对那些寻求对自然作神秘主义解释的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鲁道夫·格劳伯这位对大规模化学设备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后期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认为，血液循环确凿地证明了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和谐联系(1658年)。在英国，约翰·韦伯斯特(JohnWebster，1610—1682)指出，罗伯特·弗拉德和威廉·哈维对血液秘密的发现，可作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进行必需的课程改革时应该采纳的重要科目(1654年)。甚至连炼金术士、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伊利亚斯·阿希莫勒(EliasAshmole，1617—1692)也称哈维是这么一个人，“他因许多杰出的发现而值得为其立一尊黄金塑像，而不是大理石塑像”(1652年)。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知识的逐渐成长来描述血液循环发现的历史。人们或许可以指出从维萨留斯到哈维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发现。然而，这些发现都扎根于为人熟知的那些主题的背景中。16世纪解剖学的复兴建立在欧洲大学几个世纪的公开解剖的基础上。而且，就像在植物学中一样，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艺术和观察新联合的力量。至于人文主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有影响了。盖仑著作新的希腊语版和拉丁语版激起了人们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新兴趣。对此，我们曾经特别提及伦敦的托马斯·利纳克雷、巴黎安德纳希的金特以及一连串受到这位2世纪希腊医生①作品启发的帕多瓦教师。 ①指盖仑。——译注 新的解剖学和循环发现的整个背景最初是与帕多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该校极其重视亚里土多德和盖仑的著作，并且我们发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对那些主要人物产生了影响。这些主要人物都赞同修正古代原著中的错误，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既正确又恰当的训练，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超越或取代古人。在这些权威人士中，只有金特以赞成的态度思考过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化学疗法，但此时他并没有想要去反对古代医学理论。至于哈维，直到临终之前，他仍认为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又是盖仑的追随者。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更为复杂。当我们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中许多人的动机与现代科学家的动机是极端不同的。因此，曾受过解剖学训练的塞尔维特，由于对神学的思考而立即确定了他的血液流动观点。对弗拉德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自然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同样重要。正是根据这种主张，弗拉德成为第一个支持出版哈维著作的人。也有一些人反对作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哈维，因为他的观点与古人相冲突。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他，但这只在将他的基本生机论观点删除之后。 最后，人们面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这就是，科学革命中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成就之一，是由一位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人完成的，而他的著作最先吸引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切，这项成就才是伟大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另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血液离开心脏进入了大动脉，但更早期的各种解释都包括了一个以建造组织为目的的巨大灌溉系统。 虽然有些人曾经更早地提出过神秘的血液循环，但哈维当时涉及到了真正的实验，并且提出了一种不可辩驳的定量论据。人们认为，哈维的著作是对人体过程的第一个恰当说明，也是通向现代生理学之路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以后，人们对待生命过程的态度就有了改变。而早些时候人们论及的无法定义的体热(innateheat)、空气的力、动物精气以及内在生机(archei)注定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那些更加简单的物理概念的一种新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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