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后期，人们对化学的一种新兴趣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相对来说，1550年以前几乎没有出版过什么化学书籍，但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确实有大批化学和医药化学作品得到刊印。这些书的作者或印刷这些较早作品的人都坚持认为这些书籍非常重要。他们不但谈论众多抛弃古人学说转而追随化学论哲学的人们，而且也常常列举其读者为了追求哲学和医学真理而可能信奉的那些化学权威。他们都希望，古人的教条将很快被推翻，而他们关于自然的“新哲学”将获胜。另一方面，像约翰内斯·开普勒、早期机械论者马林·梅森纳(MatinMersenne)和皮埃尔·伽桑狄(PierreGassendi)这样一些杰出科学家，都详细著文反对化学论者详尽阐述的神秘的自然哲学。但为什么化学成了这样一场论战的中心呢?我们在帕拉塞尔苏斯那些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直接答案。但要理解此人，我们还必须简要地看一看其著作的化学背景。拉丁西方的化学 在12世纪，各种化学作品与其他古希腊科学、哲学和医学珍籍一起，经过从阿拉伯语翻译或摘录(大部分如此)被介绍到西欧。早期的译本已经把化学描述成是一种秘术(secretad)，它是如此神秘，以至于要想辨别出这些译本的原著，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常常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越过12世纪的模糊图景，我们渐渐发觉在此后整整两个世纪中，对这一学科的兴趣迅速增加。之后，在15世纪，各种新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才降下来。在中世纪文学中，有许多涉及炼金术的寓言，乔叟(Chaucer)①在其14世纪晚期所著的《神圣卫士的传说》(CaronYeoman's Tale)仍然是对江湖炼金术士的最好描述。 ①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年)，英国诗人。他用伦敦方言创作，并使其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反映了14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译注 中世纪的炼金术许多都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结合在一起。土、水、气和火这四种元素不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基础，而且以相关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形式构成了盖仑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与这些元素有关的性质(热、冷、湿和干)能够互换，因此可让一种元素嬗变成另一种元素。在8世纪，伊斯兰学者曾补充了一种新的金属理论。他们教导说，金属是由好作臆测的哲人假想的(并非真实的)汞和硫组成的。当这两种元素达到完美的比例时，结果所产生的金属就是金子。 但是，炼金术把一种秘密的和神秘主义的气氛带进了亚里士多德的或者伊斯兰的元素理论。这也许部分地是早期古埃及金属工匠们的一种工作遗风。而第二个根源很可能是古代晚期各种神秘宗教的秘密传统。诺斯提派(Gnostic)②、新柏拉图派(nco-Platonic)③和新毕达哥拉斯派(neo—Pythagorean)的基本原理在将这些炼金术士与那些光学、天文学和数学学者们区别开来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无疑，各种宗教潮流深深汇入了炼金术文献。这种伟大工作本身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体验，其过程和本质常常用灵魂、肉体和精神来进行解释。 ②诺斯提教是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1-3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译注 ③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世纪创始于罗马的——种神秘主义哲学。——译注 伴随着这种寓言和神秘主义，炼金术士们将新的重点放在观察证据上。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帕拉塞尔苏斯号召要熟练地向自然而不是向书本学习，而在较早期的文献中显而易见地也存在着同样的启示。14世纪的炼金术士费拉拉的布努斯(Bonmof Ferrara)说道： “如果你希望知道胡椒是热性的、醋是凉性的、药西瓜和洋艾有苦味而蜂蜜有甜味、乌头属植物有毒、磁石吸铁、砷使黄铜变白而锌土则使其变成橙色，对这些例子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必须要用经验来检验其断言是否正确。在几何学、天文学、音乐、透视画法以及其他带有某种实用目的和范围的学科中也是如此。相同的规则在使贱金属嬗变成金和银的炼金术中提供了双重力量……像所有其他具有某种实用性质的各种主张一样，这种断言的真理性和正确性必须用一种注重实际的实验来说明。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 与这种重视观察有关的是炼金术士们对实验室程序的兴趣。在中世纪，蒸馏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们造出的熔炉比早些时期可以使用的熔炉远为有效。现在，由于有了更高的温度和更好的冷凝作用，人们就有可能在化学实验室中增加各种新的试剂(最著名的是酒精和矿酸)。格伯(theLatin Geber，14世纪早期的拉丁假名，指8世纪的扎比尔·伊本·海扬，即Jabirinn Hayyan)①在其所写的杰出著作中描述了这种设备和化学过程。 ①阿拉伯炼金术士。他对炼金术最大的贡献是修改了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他认为这四种元素结合成两种实在物质——硫和汞，当硫和汞以适当的比例混合时就能形成各种金属。所以铅就能分离成硫和汞，用新的比例混合就可生成金，他认为有一种神秘的药粉可以使贱金属变成金，还可以治疗一切疾病，使人返老还童，炼金术士们在吉伯的首创带领下，用了一千年来寻求这种称为“点金石”的神秘药粉。格伯对后来化学的贡献是他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各种化学实验的操作。——译注 格伯几乎没有提及医学，但医学与化学的这种联系却成了中世纪炼金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具有药用价值的化学药品的寻求，出现于古伊斯兰作者阿尔拉兹即腊泽斯(Al-Razi即Rhazes，854—925／926年)②的各种著作中，此后又常见于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在西方，罗吉尔·培根在其《第三部作品》(opustertium，1267)中指出，尽管许多医生用化学过程来制备他们的内服药，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如何去从事这些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工作。他的较年轻的同代人维兰诺瓦的阿诺德(Amaldof Vii]anova，1235—1311)③以及14世纪时的路佩西撒的约翰(Johmof Rupescissa)，继续强调了化学的医用价值。到了16世纪早期，这种形式的科学作品衍变成了极具那一时代特征的许多关于蒸馏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描述了从各类植物中制备油与精气(oilsand spirits)所必需的化学设备。这些“精华”(quintessences)的作用非常大，以至于在16世纪，人们在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④古草本志的各种版本中都编进了一个化学附录以使其反映最新成果。 ②波斯医生和炼金术士，首先明确区分了天花与麻疹，在格伯的硫和汞之外，增加了第三种要素盐。——译注 ③西班牙炼金术士，他修改了格伯的硫一汞理论，认为仅用汞一种元素就足以提炼出金子来。——译注 ④希腊医生(公元20年一?)，曾任罗马皇帝尼禄军队中的军医，著有《药剂学》。这是第一部系统的药典。——译注 这种化学知识并没有被认为在任何方面都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科学或者盖仑信徒的医学相对立。固然有那么一些人抱怨学术界的保守主义，但炼金术是与其他古代知识的主体部分一起进入西方的。它曾受到近东的古典哲学和医学的滋养——而且并没有立即从这种较早期的交融状态中分离出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医生们或自然哲学家们将化学视为一门充满危险和竞争的学科。 1463年，费奇诺在其翻译的《赫尔墨斯全集》中增加了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化学的另一个因素。由于炼金术培育了各种神秘学问，它很快就引起了所有有学识的人的关注，并视其为一个在过去未曾得到恰当关注的研究领域。亨利希·康奈留斯·阿格里帕·冯·内特希姆(Heinrich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和约翰·巴蒂斯塔·波塔指出，炼金术是理解自然的一门基础科学。约翰·狄通过24条定理而运用“几何方法”去建构他的“象形符号单子”(hieroglyphicmonad)，这个图形与炼金术中汞的符号十分接近。在这种建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重演了创世最初的一些步骤。他向读者保证能使其理解各种伟大的神秘事物，并且，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并不仅仅是对炼金术自身过程的一种含蓄描述。但狄所重视的显然只是受到那些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喜爱的神性数学的那一部分。这些学者们在神秘主义和数学分析中寻找一把打开创世之门的钥匙。法术的原理得到公开承认，而人们对各种更加常规的数学论证、化学实验技术以及实用医学应用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狄觉得炼金术可被视为自然哲学家的最基础的学科。 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在炼金术中发现了医学理论的新基础。这继而发展成一种广泛的自然哲学，并被联系着人与其周围世界的自然一致性所证实。虽然狄的“数学化的”神秘炼金术在专业炼金术士的圈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帕拉塞尔苏斯的各种观点则导致了欧洲关于医学和自然哲学的一场论战。 帕拉塞尔苏斯：终身的探求 菲利普斯·奥利俄卢斯·塞俄弗拉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霍亨海姆于1493年生于苏黎世附近一个叫做茵塞得尔的小镇，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帕拉塞尔苏斯”或“比塞尔苏斯更伟大”的人物，他在儿时就浸润于文艺复兴思想的令人兴奋的融合中。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曾涉猎过炼金术，而这位儿子从未丧失自己对医学或者化学实验室的兴趣。年轻的帕拉塞尔苏斯在著名的修道院院长、炼金术士约翰内斯·特里瑟缪斯(JohannesTrithemius，1462—1516)门下求学。1500年，他的父亲搬到了费拉赫(Villach)①。他在那儿的富格尔矿山当学徒时学习了有关矿山的知识。这段经历在他日后关于金属生成的各种思考以及论述矿工疾病的著作中结出了硕果，他所写的第一部著作论述的是职业健康问题。 ①奥地利城市。——译注 帕拉塞尔苏斯14岁时离家求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游历广泛。他访问了许多大学，并可能在费拉拉(Ferrara)②获得了医学学位。但即使如此，他却愿意出任极不受人尊重但能走遍全欧的随军外科医生的职位。到了该世纪30年代，他的旅行才渐渐较为顺利。此时他已年届30，便将自己的行程仅限于中欧。在那里，他不断从一个城镇走向另一个城镇，一面写作，一面行医。他偶尔也有一些诸如1527年被任命为巴塞尔市医的荣耀机会，但由于他的脾气暴躁，总是好景不长。他并不试图去掩饰自己对大学及其学术圈子的轻蔑。至于那些内科医生，他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受到看重： “我不必做一副锁子铠甲或者圆盾来防备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学问和经验来驳倒我的话，哪怕一个字也不能……你们靠屈膝卑躬和阿谀奉承来侏住你们的王国。你们认为这能持续多久呢?……让我告诉你们吧：我脖子上的每一根毫毛比你们和你们的抄写员懂得还要多，我的鞋扣比你们的盖仑和阿维森纳更有学问，我的胡须比你们所有的高等学府更有经验。” ②意大利城市。——译注 他的这类激烈言词使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职位，因为它们甚至触怒了那些最想帮助他的人。其结果是，他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1541年，他死于萨尔斯堡(Salzburg)，此前刚刚受到那里的副主教维特斯巴赫的欧内斯特(Ernestof Wittelsbach)的任用。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 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著作将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学者们论战的焦点。的确，他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大部头著作。帕拉塞尔苏斯的大量作品是在此之后才开始由各家印刷所出版。关于此人种种奇迹般的治疗传奇始于1550年之后的几年里。不久人们就广泛地搜寻其手稿，这些手稿在出版时常常附有注释和评论。到了该世纪末，大量收集到的稿本被印刷出来。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全体学者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盖仑的信徒在自然哲学以及医学的路线方针上展开了斗争。 后来由于各种作品的出版，谈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哲学与谈论帕拉塞尔苏斯的哲学一样是适合时宜的。但即使我们顾及到了这一点，也很难重建起化学论哲学。这部分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版简明的教科书，部分是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与20世纪科学家的观点相悖。 实际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许多地方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其他的自然哲学家。首先，他们试图推翻大学里传统的、占有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他的哲学和自然体系与基督教相矛盾。在宗教改革时期，这一点相当引人关注。他们声称，亚里士多德对医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盖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的著作，而亚里士多德一盖仑体系最终成了整个欧洲医学训练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大学对古人的追随是不可救药的、垂死的并且是顽固的。 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希望用一种能够说明所有自然现象的基督教的新柏拉图和赫尔墨斯哲学取代这一切。他们争辩说，真正的医生可以在两部神圣的书中寻求真理：一部是神启示的书——《圣经》；另一部则是神创世的书——自然(图2．1)。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对《圣经》作诠释，另一方面又提倡一种基于新的观察和实验的全新的自然哲学。我们也许可以在使帕拉塞尔苏斯全集系统化的早期重要人物彼得·塞弗里纳斯(PeterSeverinus，1540—1602)的著作中找到极好的例证。作为丹麦国王的御医，他告诉他的读者们，他们必须卖掉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书籍，然后开始旅行，以便能够对各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观察并收集观察资料。在他们“漫游”归来之后，他们必须“购买煤炭，建造熔炉，不厌其烦地观察并操作炉火。依靠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他将获得各种事物及其性质的知识”。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感觉到对观察和实验的一种强烈依赖，尽管他们关于实验的概念及其目的常常与我们的理解十分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在自然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根本怀疑。他们很可能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谈论宇宙的神性数学和谐。另外，帕拉塞尔苏斯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数学就是真正的自然法术。但是更加通常的做法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亚里土多德派学者和盖仑信徒所使用的逻辑的和“几何的”争论方法表示厌恶。他们指责这种传统经院式的重视几何的“数学方法”，并且非常明确地抨击了自然现象研究特别是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尤其被亚里土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所激怒。在该书中——通过对运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争辩说，造物主上帝一定是静止不动的。宗教改革时期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者坚决声称，把这样一种限制强加给万能的上帝的任何争论，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仅仅由于此种原因，这些古人的原著亵渎了神灵，而必须抛弃。化学论哲学将成为一门牢固地建立在观察和宗教基础上的新科学。那些转向定量方法的人可能会回想起，是上帝曾经“用数、重量和量度创造了万物”。这可以被诠释为是对医生、化学家和药剂师的一种训令——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进行称重和测量(图2．2)。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拒斥他们所谓的学术界的“逻辑-数学”方法，那么，他们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转向化学的，这种信念就是，这门科学是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理解的基础。这是一门观察的科学，其范围广泛。这些主张可在传统的化学作品中看到。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炼金术已经“对所有的四种元素提供了充分的解释”，这确实意味着，炼金术和化学可以通过直接实验或者类比而被用作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解释说，创世本身可被视为自然的一种化学展现。帕拉塞尔苏斯后来的信徒们都赞同这一主张并且对其发扬光大。杰拉德·多恩(GerhardDom，活跃于1565—1585年)依据新的化学论物理学(chemicalphysics)对《创世纪》(Genesis)的最初两章进行了详细描述，而托马斯·梯米则争辩说，创世完全是一个“化学提取、分离、升华和结合”的过程。 对《创世纪》的化学诠释，有助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创世所需要的最初果实——元素问题上。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盐、硫和汞)是对早期的金属硫一汞理论和其他三元素的一种修正，但它在近代科学兴起中具有特殊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土、水、气和火)构成了已被人们接受的宇宙论体系的基础。它们被炼金术士们作为解释物质组成的工具，被医生们(通过体液)作为诠释疾病的体系、被物理学家们作为对自然界的运动进行恰当理解的基础。因此，引入一种新的元素体系就是冒险对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框架表示怀疑。 尽管新的要素可以被恰当地诠释为是对经院哲学进行抨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们仍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明确地给这些要素下定义，而且它们在近代分析化学的发展中确实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物质中被描述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帕拉塞尔苏斯也没有特别地试图用这些要素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反，他——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一直使用两种体系。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化学论者从观察证据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著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而，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论医生(thechemicalphysicians)中转而将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人数正与日俱增。一些人被肉体、灵魂和精神三位一体的类比所吸引，而另一些人转向它们则是为了寻求体液的一种取代物。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们代表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上的物质，而在实用的药剂师看来，它们只不过是蒸馏产品。一种药草产生水状粘液、易燃的油与固状物体并非希罕事，而人们感觉到，这些东西至少表明了汞、硫和盐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 
化学论宇宙的概念并不限于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和元素理论问题。那些对气象学感兴趣的著作者把雷电解释成硫气与硝气(aerialsulfurand nitre)相化合，并将其与火药中的硫磺和硝石相类比。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著作者们最先提出了一种对农业化学的发展有意义的假说。他们寻找耕作中施肥所产生的有益作用的原因，正确地预测了肥料向上壤提供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可溶性盐。 实际上，对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来说，地球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这种观点解释了火山、温泉和山泉的起源以及金属的生长。人们在解释火山时用了内火这样的旧概念，认为它是熔融物质通过地表裂缝的喷发物(图2．3)。山泉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在此争辩说，地下水库里的水被中心火的热所蒸馏，当这种蒸汽抵达地表时，山体就像化学蒸馏器一样起作用，其结果就是被“蒸馏”出来的山泉。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火的可能性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地球内不存在这种大火所必需的空气。亨利·德·罗契斯(Henride Rochas，活跃于1620—1640年)建议说，矿泉的热来自于地内的硫磺与一种亚硝盐(nitrous salt)的反应。英国医生爱德华·约尔登(EdwardJorden，1569—1632)另外提出了一种让人更能理解的化学论方案。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化学论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底的生机论者。尽管他接受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金属生长的观点，但是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此作了说明。他开始起劲地研究炼金术的“发酵”过程，他将其解释成一种不需要空气就能产生热的反应。他认为，这一定是无机物生长的原因。这种新的热源使人不需要令人烦恼的中心火观点就能理解火山和山泉。 
小宇宙和医学理论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被认为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新的观察研究，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帕拉塞尔苏斯坚决认为，是上帝而不是星宿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医生。他的追随者们也持这一观点，并补充说，由于神性的原因，医学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各门科学。在此，他们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士-医生观念(thepriest-physician concept)。这种观念的最终来源很可能可以在《旧约·传道书》(Ecclesiasticus)第38章第1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医生是多么荣耀，因为是至高无上的主造就了他。”其实，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医生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真正的自然法术师相比。 帕拉塞尔苏斯与其早期追随者们坚定地信奉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人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微小复制品，其体内体现了宇宙的所有部分(图2．4)。无论什么时候，在较大世界与较小世界之间寻找一致性都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相容与相斥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相互作用。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们坚决主张通过接触产生作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发现接受远距离作用毫无困难。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会最先起来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Gilbert)①的磁实验研究辩护。在医学领域，引起争议的武器药膏疗法(通过含有对武器而非受伤者进行处理的相容性来治疗)确实表现了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可能性。 ①英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540-1603)，磁学研究的先驱，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哥白尼观点的重要人物，认为保持行星在其轨道上的力量是一种磁力。——译注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看来，盖仑医学的体液理论已经不再适用。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传统解释遭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抛弃。他更喜欢强调作为三要素之一的身体内部那些局部机能失调。在他看来，疾病的主因可以在通过空气、食物或者饮酒进入人体的那些外在种子般的因子里找到。这些因子先集中在局部，然后在各种特殊器官里生长。在此可进行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一种类比。与地球内的金属“种子”导致了金属矿脉生长的方式相同，当疾病的“种子”与某个器官的局部生命力(Lifeforce)进行斗争时，它们便在体内生长。这种生命力从废物中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在某种方式上类似于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从未经提炼的物质中分离出纯净的精华。 
大宇宙对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化学蕴义。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约瑟夫·迪歇纳(JosephDuchesne，1544—1609)在谈及呼吸器官疾病时，所根据的是其他化学医学家(或医学化学家)在解释山泉成因时所运用的同样的蒸馏类比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各种化学类比的不断探求。空气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维持火和生命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一方面，硫气与硝气的结合能产生空中的雷电或地内的温泉，那么另一方面，当吸入这些物质而引起具有各种发热与发烧特征的疾病时，它们也许在体内发生反应(图2．5)。到了17世纪早期，硝气逐渐与人们需要的一种生命力联系起来。的确，这种生命力有时等同于“精气”(spiritusmundi)。人们假定，这种物质从肺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被分离出来以后，就形成了动脉血。由于他们坚持这一概念——或者这种概念的变种，因此，当我们发现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反对放血术这一常用疗法时，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减病人必需的生命力。同时，对放血疗法的柜斥反映了他们与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对立。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那么它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由于热与火的重要性，因而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水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该领域一种悠久的中世纪传统不但导致了各种分离测试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很快适应了这一传统并对其加以发展，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到了1571年，罗纳德·瑟内萨(LeonardThumeisser，1530—1596)运用了定量方法、溶解性测试、结晶学证据以及火焰试验。而在17世纪早期，爱德华·约尔登提倡用“猩红布”(scarletcloth)的红-蓝颜色变化，作为我们今天区分酸性和碱性液体的常规测试。这些人的工作给该世纪晚期罗伯特·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资料。 新的化学分析的结果被运用于实际应用。化学家们现在能够教给那些无法到矿泉浴场去的人制备人工矿泉水的方法，同时，这种分析资料增加了使用那些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药物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激动地争辩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传播了各种不为古人所知的蹂躏人类的疾病<人们尤其为各种性病而感到惊恐万分)。其结果是，人们需要各种新药，这些新药比从药萆中制备的传统草本制剂(Galenicals)更有功效。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些新药就是他们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金属和矿物。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并不是这些新药的创新者。然而，正如R·博斯托克(R．Bostocke)于1585年所说，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通过其对剂量的谨慎关注、通过运用化学技艺仅把有价值的精华从危险的矿物中提取出来，而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且，迪歇纳在捍卫这些药物时(1603年)，他依靠矿泉水分析来说明矿物具有有益的药用作用。 
对化学药物的辩护远未使传统药物(materia medica)的捍卫者们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他们对新药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帕拉塞尔苏斯曾经打破了盖仑派宣称的“相逆疗法”(contrariescure)，转而代之以德国民间医术坚决主张的“相近疗法”(like cureslike)。医生们被告知，要对各种毒药而不是那些温和的植物制剂进行探究。引起某种疾病的毒药如今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尽管化学家们试图消除毒性，但这一主张并未打消医学机构的疑虑。在这些医学机构看来，新药的许多支持者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庸医。在盖仑派的一部作品中，“帕拉塞尔苏斯派”这一名称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托马斯·伊拉斯塔斯(ThomasErastus，1524—1583)①指责帕拉塞尔苏斯提倡人们内服这些致命毒药(1572年)。约翰·多恩(JohnDonne，1573—1631)②对哥白尼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创新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后者作为“杀人的医生军团”头目，正走向撒旦(Satan)③巢穴的内部圣所。化学论者以更有力的回答捍卫了他们的药物和方法。17世纪中叶，有人建议从医院和军营里抽调出数百名患病的穷人，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由盖仑的信徒治疗，另一组由化学论者治疗。葬礼的数量将决定化学论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获胜。尽管这一试验决不会进行，但所提出的事实却表明了争论的激烈程度。 ①瑞士神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教士、诗人。——译注 ③即魔鬼。原来是天使，后因堕落犯罪，被上帝谪降到人间。一说它就是伊甸园中的蛇。——译注 17世纪早期，新药成了大学层面上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该世纪的头10年内，巴黎出现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和早在1606年所写的各种论战史实一起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被翻译出版。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参加一部官方药典的出版计划。当法国的化学论医生西奥多尔·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heodoreTurquet de Mayerne，1573—1655)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I)的御医来到伦敦时，他增加了他们对新的化学药物的兴趣。当这部药典于1618年出版面世时，人们看到该书已经达成了一项谨慎的妥协。尽管该书大部分专用于传统的草本制剂；但仍然有几节留给了以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在这几节以及序言中，这些新药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且，该序言要求人们注意它们对各种疑难疾病的功效。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赫尔墨斯派医生与盖仑信徒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态度表明了对内服新药这一难题妥协的最终倾向。在化学论医生的自身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坚持把化学作为一门新自然哲学的基础，但要摒弃它那些最神秘和最缺乏实验的方面。像丹尼尔·森纳特(DanielSennert，1572—1637)①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AndreasLibavius，1540—1616) ②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化学医学论者，都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化学是医学的一种适当基础，并因此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市场上被人抛弃并遭焚毁。真正的医生不应该求助于论辩，而应该对新医学和旧医学进行考察后接受两者的精华。对于17世纪的许多化学医学论者来说，他们能够没有风险地追随化学论哲学，是因为化学论哲学似乎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基础。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和盖仑的信徒——或后来的机械论哲学家——一样备受其他同辈医学化学论者神秘的、炼金术宇宙论(alchemicalcosmology)的干扰。因此，这类文献的读者将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医学和化学观点。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包括了从传统寓言式的炼金术到各种实用化学药典在内的一切。而且，正如我们将了解的，论战本身受到了医生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世纪才告一段落。 ①英国医学化学家。——译注 ②德国炼金术士。曾出版《炼金术》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译注 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这一阶段的化学与医学论战的意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和科学的呢? 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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