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国际性的文化。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史，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了解国际学术背景并进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下工作，是我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的必由之路。 巴萨拉和科尔曼编辑的这套科学史丛书，历时近30年，从1971年至今共出版11部(1971—1975年由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出版了其中的4部，从1977年起改由剑桥大学出版)。丛书的作者都是优秀的科学史学家。他们或者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或者是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或者是国际性学术奖得主，在国际科学史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以准确、精短的叙述和分析，继承了已有的科学史遗产，总结了新的科学史研究成就，纠正了对科学史的种种谬见和误解，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复杂图景，为我们奉献了一批科学史著作的精品。 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之外撰写科学史的历史相当悠久。 据说，欧德摩斯(Eudemus)在公元前4世纪写过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著作。普罗克拉斯(Proclus)和辛普利西乌斯(Simplicius)分别在5世纪和6世纪有过关于欧几里得数学史和前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史的论述。现代科学诞生即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权威的捍卫者和新科学的先驱都把历史作为斗争的工具。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历史古老性和权威性才是学术思想合法性最有力的论证。 到18世纪，科学家们撰写的科学史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一个方向上，普里斯特利(JosephPriestley，1733—1804)等人把科学史当作科学家们已经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的报告。其主要特征是按照作者所处时代关注的主题，着重描述相应专业的具体知识的演化，由此形成了科学家们塑就的持续至今的科学—历史传统。普里斯特利的《电学史》(1767)和《光学史》(1772)、蒙丢克拉(JeanEtienneMontucla，1725—1799)的《数学史》(1758)、巴伊(Jean-SylvainBaily，1736-1793)的《天文学史》(1775—1782)，都是这个传统中的优秀范例。这个传统中的作品，有时候也被人们不太恰当地称为“内史”作品。与内史相对的另一种科学史传统被称作“外史”，因为它着眼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之外那部分与科学事业相关的历史。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科学史，从斯普拉特(ThomasSpmt，1635—1713)开始。他撰写的《皇家学会史》(1667)是科学建制史而不是科学知识史。惠威尔(WilliamWhewell，1794-1866)的《归纳科学史》(1837)可能是第一部科学通史著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迪昂(PierreDuhem，1861—1916)的研究，开创了把科学史研究建立在严格的文献考证基础上的风气。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基本范型已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与此相联系，随着科学的职业化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海克尔(E.H.P.A.Haeckel，1834—1919)、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1853—1932)等人，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史学，用科学家取代国王在历史中的地位，用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历史取代以经济、政治、战争和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从而确认科学在文化中的支配地位。与此同时，考古学、人类学和语文学等学科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进一步充实科学史的内容，丰富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科学史的成就及其独立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借助一些具体的社会形式，科学史与其研究对象一样，也开始了其职业化进程。 科学史的职业化大致有这样一些外在标志：1892年，法国任命第一位科学史教授；1900年，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巴黎举行；1912年，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创办迄今最有影响的科学文化史刊物《爱西斯》；1924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性的科学史学会；1923年，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在伦敦大学学院创设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系；1929年，国际科学史学会成立；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授予第一个科学史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终身成就奖萨顿奖章设立。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史或医学史研究机构已达数百个，著名大学几乎都设有科学史教学机构或研究生培养计划，重要的科学史学术刊物至少数十种，每年发表的科学史书籍或论文数千部(篇)。 要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保持审视不同科学史观、取舍恰当的科学史方法、辨识科学史方向和潮流、鉴赏优秀科学史作品的能力，对于外行，甚至职业科学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感谢剑桥科学史丛书的编者，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当代科学史著作的珍品，为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的优秀成果提供导引；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精诚合作，特别是龚少明先生、林骧华先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主任克里斯蒂娜·罗伯茨(ChristinaRoberts)和中国访英学者周午纵先生的热情帮助，经过众多译者的艰苦案头工作和出版社编辑的认真审校，这套丛书的汉译才得以问世。 剑桥科学史丛书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科学史领域的重大成就。丛书既为文化史和各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高水准的参考书，又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南。每部书末附有进一步的阅读文献，其间夹有作者对相应文献的简要评介，为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了门径。更为可贵的是，丛书在论述过程中渗入了科学史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应当说，寄寓于优秀科学史著作中的科学史观和科学史方法，是最有生命力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哲学著作和一定数量的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相比之下，优秀科学史著作的翻译出版相当薄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国内科学史界了解国际学术背景，而且也使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缺乏必要的科学史基础。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新的重大的科学史成就的分析、诠释和概括。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如能为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则幸甚。 任定成 1999年12月于承泽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