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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费理察副教授就毛主席逝世发表文章 [1976年09月]

  

  美国费理察副教授就毛主席逝世发表文章
  
  他说:西方对毛主席应当充分了解,因为毛主席的伟大的一生是和这个世界分不开的;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的中国,几乎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都是不可否认和史无前例的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十二日发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费理察的文章,题为《我们从未了解毛主席》,摘要如下:
  
  毛泽东逝世了。我们从未很好地了解他的一生。必须懂得,毛是一个中国的革命的马列主义领导人,首先、最后和始终是如此。对毛来说,马列主义并不是一种随便的解释,并不是神秘的东西或民众的宗教,而是理解和改变世界的科学方法。
  
  因此,在我们被关于中国、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猜测的洪水淹没之前,停下来设法对毛一生的份量和意义有所了解,是值得的。
  
  这看来是特别适宜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毛不仅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领袖和举世无双的马列主义者。他也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人物,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因此,在他逝世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他的一生的重要意义。第二,要对毛的逝世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影响进行推测,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对于他这样长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改造中国人方面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这一点的了解。同样,毛的逝世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的影响,至少从短时间来看,既取决于他的逝世将对中国领导人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取决于譬如说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随后对他的逝世作出的反应。
  
  因此,我们要慎重。让我们先设法更好地了解过去,而不要匆匆预测将来。这种了解应当是充分的,因为毛的过去是真正伟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过去经历。它是由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国家和世界上互相冲突的力量的历史,因为毛的伟大的一生是和这个世界分不开的。
  
  衡量毛的伟大的尺度,就是他对于在他成长和发展时期中国的生活的具体内容所做的切合实际的、有的放矢的反应。
  
  使毛的一生具有这样丰富意义的,就在于他比和他同时的几乎任何人都了解中国和世界的事态发展,在实践中制定并运用了理论来影响事态发展以达到人们普遍怀有的目的。他对历史力量所起的作用和受历史力量的影响是他之所以伟大的核心。
  
  毛是在一个各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发挥出来的时期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的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当时传统的儒教秩序正在崩溃。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威胁,首先要瓜分中国,然后则比较狡猾,通过使中国“门户”开放,听凭外国控制,来压榨中国人民和掠夺它的资源。
  
  这也是一个激烈阶级斗争的时期,当时农民们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工人们同学生和商人一起在各城市街头游行,罢工,抵制外国干涉和同国外勾结的中国人。
  
  这也是各种开明的和眼光狭隘的改革进行最后尝试的时代——而这些改革都失败了。总之,毛成长的时代,是局势大混乱和非常易于受新力量影响和接受新思想的时代,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潜在革命创造性的时代。
  
  想一想我们自己国家一些最杰出的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的总和,就可以理解毛的成就。只有毛对中国和世界所抱的宏伟目标才能超过毛作为一位领袖所取得的成就。
  
  在设法赶走外国帝国主义者,赢得内战的胜利,发展革命和然后使革命永远继续下去的过程中,总的说来毛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机会主义者。如果说他是极其认真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他也同样认真地看待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毛写道,马列主义的价值在于它作为行动指南的效用。这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具体情况下的行动,不是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也不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反过来,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实际发展中,马列主义必须不断修改和发展,以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情况。
  
  实际上,毛的一生最突出的正是他具有这种不可分开的双重能力,他既能灵活而有效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认识他所生活的世界,又能反复鼓励大家根据试验来制定中国的办法,以使世界朝着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改变。
  
  因此,强调毛的马列主义,并不是要证明他思想体系的来源,而是要说明,毛以革命的马列主义者看待自己,这是对的,因此他能用马列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他是怎么回事。
  
  毛为限制官员的权力所作的努力是他为消除历史上形成的人民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为缩小和控制工资和财富的差别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为使中国人民受到足够的教育,以便使他们逐渐能运用马列主义来创造自己的前途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
  
  过分地依靠党的先锋领导作用只会同群众的成长发生矛盾,毛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只是依靠群众的自发性将会使发展限于中国人民在某个时候达到的觉悟水平。毛对这个问题的典型“解决办法”是鼓励领导和群众在现实的斗争中就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基本性质不断地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由于促使领导人更好地了解农民生活的现实,而农民学会了技巧和建立了为正确地批评他们的许多领导人所需要的信心,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往往就缩小了。
  
  在中国,几乎各方面生活所取得的进步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都是不可否认和史无前例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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