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刊登英国作家费利克斯·格林的文章：《西藏之行》（中）
[1976年08月]
香港《文汇报》刊登英国作家费利克斯·格林的文章：《西藏之行》（中）
所有这些怎会符合佛教的所谓“不杀生”的基本教条呢？这些所谓“虔诚教徒”的赤裸裸的虚伪，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令人震惊。这些喇嘛给奴隶的命令是：若奴隶在犁田时见到一条虫，他们必须小心地把它放到一边，因为这条虫可能在来世变成一个人。喇嘛们平时连一只苍蝇也不杀死，但对待任何违反他们命令的奴隶，却没有这样的良心上的责备。一个奴隶可能被鞭打至严重受伤，结果在刑罚完毕后死去（这些事情很经常发生）。这样，由于死者不是在被鞭打的过程中丧生，因此，喇嘛声称自己并没有违反教条。而且，他们把这些刑罚宣称为是对受害者有好处的，会替受害者带来较好的来生。有些寺院兴建新建筑物时，会把一些儿童活生生的埋在地基里。那时，喇嘛也用同样的推理来使这件事情合理化。他们说：“这些儿童应该对得到这样的死亡表示感谢，因为它会替他们的来生带来幸福。”
所有这些，就是西方人所羡慕的“世外桃源”了！
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重新在西藏建立其统治权时，他们面对一群长期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中的人民，这些人非常害怕大领主和喇嘛。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初时非常忍耐及小心。虽然他们知道，与当时西藏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统治阶层那些令人震惊的暴行及压迫是不能被容许其继续存在的。
一九五一年的西藏，是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力供应（除了英国人在拉萨遗下的一座小型旧发电站）的地方。那里没有汽车、工业、电话通讯和学校（除了几间由寺院指定的宗教学校外）。那里也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服务（除了英国使馆有一名专为最高统治阶层服务的医生）。统治阶级把汉族人说成非常可怕，告诉人们不要与他们合作，并告诉人们处处与解放军为难。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一年所面临的情况。但是，更难于应付的，是统治阶层对普通人民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情况，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最大的耐性进行工作。他们不去干涉寺院，达赖喇嘛的权力也未受到制裁。人民解放军第一件优先进行的事情，就是使农奴和奴隶们了解人民解放军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因而一旦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因恐惧或迷信，而站到长期以来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统治阶级一边。八年来，人民解放军以最大的克制进行工作。我相信，这个正确的政治行动，将作为最优秀的榜样而永垂青史。他们向农民分发种籽——虽然地主往往把这些种籽抢走。他们又把数以万计的金属耕具送给农民，因为农民仍然用最原始的木制工具种地。可是，这些新耕具很多都未能分发出去，因为有人告诉农民谓金属东西会“使土壤中毒”。人民解放军还很谨慎地开设了诊所和学校，虽然这是寺院所反对的。就这样，人民解放军慢慢地克服了人民原先的疑虑。人民解放军还利用这段时间去修路，并向协助修路的西藏工人发给工资。这对西藏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鲜经验，因为他们一贯以来就被统治者无偿地驱使去服役。人民解放军甚至在修路要占用地主的土地时，也以高价补偿。他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建设一个交通系统和设立市与市之间的电话线。
因此，当冲突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发生时，他们已完全有准备。
最后的冲突也不是由解放军挑起的，而是统治阶级发动了一次公开的叛乱。到这个时候，广大人民已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要来解放他们的，因此他们并不支持叛乱。事实上，这场叛乱只是一场范围很小的事件，只影响及拉萨一地，在四十七小时内便平息了。达赖喇嘛及其三千多个近身随从逃往印度。早在叛乱发生前，统治阶级已把黄金和数以百万计的金钱送到印度去，因为他们也知道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与解放军冲突，而他们是会失败的。
统治阶级的公开叛乱和达赖喇嘛的逃亡，对西藏人民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开展真正的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几乎立即改变过来。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只要找到教员或有教员从中国其他地方进入西藏，便立刻成立学校。还有设立诊所、医院，开展灌溉计划。大量的物资从中国其他省份沿着解放军修建的长达二千五百公里的公路，越过高山，源源运进西藏——直至今天仍然如是。在其他省份安装好的水电厂成套设备，拆散后由卡车队越过山岭运到西藏再装配起来。一座座的工厂也是这样带入了西藏，为西藏建设一个工业基地。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看见偌大数量的物资翻山越岭地运入西藏。我在这房间写稿时，环视周围，便可想象到曾有多少物资，要这样翻山越岭运来：电灯、电线、钢架床、暖炉、水管、浴室设备、门扭、窗门玻璃、床单等等，而且不但整个拉萨是这样，其他城市亦如是。还有到处进行的庞大建筑工程所需的钢筋混凝土、重型挖土机、铺路用的沥青、吉普车、汽车、数以千计的卡车、拖拉机、收割机——这些都是要运进来的。百货商店中的货物很多是来自其他省份。印刷藏文课本的印刷机、中学用的化学仪器、药物、Ｘ线和手术设备——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其他地方。正是这些惊人的努力，使得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自一九五九年后稳步上升。这些，就是西方所叫嚷的所谓西藏人民遭受到的“压迫”。
仍然有——而且是汉族人自己首先承认——一些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和大藏族主义。这个有待时间去完全根除。但我们看到数不清的例子，说明汉藏关系很好。（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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