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刊载美中友协美南部活动家访华团成员高尔特对记者的谈话
[1976年08月]
香港《大公报》刊载美中友协美南部活动家访华团成员高尔特对记者的谈话
《从自然灾害谈新旧中国》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八日刊载美中友协美国南部活动家访华团成员高尔特对记者的谈话，题为《从自然灾害谈新旧中国》，摘要如下：
拉尔夫·高尔特是昨日自穗抵港的美中友协美国南部活动家访华团成员之一。高尔特的父亲是美国传教士，一九一○年来到中国。一九一五年，高尔特在北京附近出生，及后在北京的美华学校受教育，他的中国名字是高恩仁。一九四二年他离开中国。以下是他对记者谈话的摘要：
当中国唐山一带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发生强烈地震时，我们在距离震中数百公里外的沈阳。当日凌晨三时四十分左右，我们有部分团员在床上也感受到地震的摇撼。
我们于三十一日从旅大到达北京。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对我们说，二十八日中国冀东发生了强烈地震。
为了预防地震再次发生，我们不能入住北京饭店，被安置在原来是紫禁城一部分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外的营帐内。
我们发现，那里有很多军用营帐，每个营帐大概可容八个至十个人居住。这些营帐架搭得很好，用底部结有砖块的铁柱撑起，营帐的边角均以新的绳子牢牢地系在四周的大树树干上。我们在这些营帐内住了三个晚上。由于供应妥善，营帐内有毛毯、清洁的被褥和枕头，还设有流动厕所。我们都住得很舒适。在营帐之间，放置很多桌椅，我们就在这些类似街头露天餐馆中进食由北京饭店送来的饭餐。劳动人民文化宫外，叶子茂密而高大的无花果树，就算是下小雨，雨水也难以透过这些繁茂的叶片。
在北京的三天，我们参观了颐和园。颐和园受地震的影响十分轻微，我看不到有什么损毁。北京大学的一道墙壁有微小毁坏。有一些原定安排的参观节目临时被取消，这是因交通工具全部被调动起来，进行援救灾区的工作所致。
北京的中国人非常镇定，完全没有惊慌，他们决心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我们看到装满汽油和其他物资的货车赶赴唐山，参加当地的救援工作。我们听说，地震发生后的当天，北京的每一间医院都分别派出一队救援队奔赴灾区。我们见到一车车的伤者迅速被送进北京各家医院。我们所见的情况非常不可思议，使我们难以致信。我的脚在乘火车时扭伤。为了我的伤脚，中国人每天陪我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向中国人表示我们的谢意。他们都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接受任何小费的。为什么中国人能这样冷静和乐观？我的回答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现在的政府，相信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的。
在大连的时候，从广播中我们听到中国政府婉谢日本方面提出的援助。八月二日，我们在北京饭店七楼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会谈时，其中一位代表向我们说：“我们进行自救。”我认为，中国人能够控制灾情，他们坚信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向世界展示，他们自己完全可以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中国有着足够的资源，包括大量的储备粮。他们能供应这样众多的人民的食用。在辽宁省参观时，我们看到田野上的作物长势很好。
我父亲从一九一○年起到中国至一九五一年止，共在中国四十一年。他经历过旧中国很多自然灾害，包括旱灾和涝灾。旧社会，中国人民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他们得不到丝毫的照顾。一九三○年我十五岁，当时中国发生一次情况很严重的旱灾，与旱灾同时并发的是饥荒。那时，我住在山西，亲眼看到很多中国人活活饿死。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关心人民，让很多地方的人民挣扎在饿死的边缘而毫不施加援手。
记忆所及，当时的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充满乞丐。他们很瘦弱，形容憔悴。饿死人的事常年发生，在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赈灾组织。我所知的只有一个由外国教会及商人支持的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
旧中国除天灾外，还有一种人为的灾害，那便是象吴佩孚、张作霖那样的军阀之间的连年开战，造成大量人命损失。
在旧中国，假若发生象这次那样强烈的地震，我相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只会实施很少的赈灾措施，也许完全不进行。他们欢迎外援，但很有可能，这些外国的救济基金的绝大部分永远不会送达灾民手中，而是进入国民党政府中贪污腐化的官员的口袋里。
旧中国与新中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政府的更易、社会制度的改变，及人民的精神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忠诚信实的人民，他们为别人着想，为国家服务。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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