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1976年05月]

　　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从滚地窿升到二楼的汪金花》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三月号以《新中国的女性》为总题目，刊登中国血统美国籍作家於梨华的访华特写之三，题目是《从滚地窿升到二楼的汪金花》，摘要转载如下：

　　上海，我生长的地方。

　　当然不认识了。我在上海出生，七岁离开回到宁波乡下，后来一直在逃难搬迁中，愈搬愈远，最后在离成都鸡公车（一种木制单轮小推车——本刊注）行一小时的小城广汉定居下来。刚安顿不久，即胜利了。有权有钱的带了黄金美钞儿女仆婢及哈叭狗搭飞机，由重庆、成都直飞上海、南京“接收”去了，其次的也出高价购得船票，沿长江而下，回故乡了。我们，和一些其他同我们情形相似的朋友们约二十多个，坐了敞篷卡车，又坐了由两匹瘦马拖着的板车，由西安到郑州、到徐州、到又热闹又混乱的南京，回到上海。上海比南京更乱。在一个十几岁于战乱苦难中成长的人的眼里，上海简直不象中国：瘦小干瘪的人力车夫，拉着高大肥硕的外国顾客，草黄的吉普车上，坐着明明是中国女子却把脸上涂得象狐狸似的“吉普女郎”。马路中央，飞驰而过的是美国与欧洲的轿车，但在路边上，佝偻而行的却是中国的叫化子。百乐门舞厅敲的是西洋舞曲，大光明戏院演的当然是美国电影。

　　回到上海，我反而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记得在回乡下前的短暂的两星期，我在上海，简直不愿上街，躲在亲戚家的小阁楼里，过了非常失望的十四个昼夜，然后就回乡了。家乡也很破落而寂寥，很多人在沦陷时死亡了，很多人在胜利后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发洋财。我旋即进了宁波的一家中学，没读完，就随着家去了台湾，读完了大学，就随着“留美”的热浪溜到美国，留到现在。

　　二十二年在美国，乡愁日深，胜利回来见到上海的丑恶印象早已消失，剩下的尽是童年时模糊的记忆：电车的声音，秋风梧桐的声音，夜深时，巷口的“磨菇豆腐干，五香茶叶蛋”的声音，黄浦江河水击滩的声音，以及“侬那能拉”的乡音。

　　火车一进上海站，一听站里的人讲的全是我熟悉又久已陌生的上海话，泪就如雨般的流了下来。透过这层水，我用眼睛拥抱它，我出生的地方。上海，我回来了！

　　最先注意到：乱窜的外国小轿车一辆都不见，巨幅的海报不再是妖艳的、半裸的洋婆，而是七十年代的中华儿女，挺着胸、昂着头，坦视大好山河——自己的国家。眨巴眨巴的霓虹灯招牌没有了，有的仅是端正的、排在建筑物上的标语：为人民服务。街上有车，自己制造的车，天津牌的公共汽车，上海牌的小轿车。然后是无数的自行车，无数的人。年青人，男孩子是平头或西发，女孩子是齐耳短发或乌溜溜的两条长辫子。最醒目的，是她们天然的皮肤与五官，没有画过眉、涂过唇膏，更没有隆过鼻、割过眼皮的“英雄本色”。曾经看过四十年代走在时髦尖哨的上海仕女，现在看见七十年代的中华儿女，我除了紧紧握住一直与我们同行的章同志的手之外，无法表达敲击着胸腔的激荡。

　　旅馆在南京路上，对面是以前的跑马厅，现在是人民公园及博物馆。我们匆匆将行李安顿好，我已迫不及待地往楼下跑了。夜的上海，出奇的安静，南京路上夜行人不少，有的推着车，两三人一排，有的散步，一男一女，不是不说话，而是悄悄的。我走在行人堆里，东张西望，又跑入小店，买根冰棒，买包花生米，就是想听听，“侬夜饭吃过勿”，或是想告诉他，任何一个人，我是出生在这里的呵！二十多年没回来了，回来了才发觉，二十二年来想的就是今天呀！

　　没告诉店里的人，当然也没好意思在街上和人搭讪，但回到旅馆，再也忍不住，就在电梯里，对开电梯的同志说：二十多年等的就是今天！侬阿记得勿？他问我。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但脸上无纹，很白净的。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地方仍旧老样子，人不一样了。你讲得对，现在上海没有瘪三了，也没有象以前闸北那种贫民窟了。啊，我明天就去闸北参观，我对他说。

　　解放前的闸北区我从没去过，但听可听得多了，叫化子、瘪三、小流氓都在那一带。我们去的是闸北区的番瓜弄那一带，解放前是一个地痞控制的，现在，是一排排五层楼的工人新村，楼房的四围都是一排排丈高的树，树边，沿着墙，小小的菜圃，小小的花园，如果不是听见耳边熟悉的上海话，我还以为自己仍然在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的住宅所呢。因为是下午，孩子们都已放学在家，见大堆外客来，都自动的拍手表示欢迎。我摸摸一个小女孩的头发，对我的亲戚说：好白相来。那孩子惊喜地叫起来，对她的身边的小朋友说：伊会得讲上海闲话！惹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跟新村的主人走进新村，到二楼的会客室坐下。主人年约五十岁左右，健壮硕实，穿着家常的蓝色上衣及黑色长裤。很重的江北口音。

　　我们喝了一口茶之后，她先开口问我：“你以前在上海住过？”

　　“我在上海生的，到六、七岁才离开，后来抗战胜利，又回来过。”

　　“住在哪块？”那纯是江北话。

　　“在霞飞路。”

　　“现在不叫霞飞路了，现在叫淮海路了。”

　　“哦。”然后我笨拙地说：“你以前住哪里？”

　　“住露天，”她说：“然后住这里，”她转身，指着身后墙上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低矮的圆形的象山洞一样的东西，圆顶上横七竖八的盖着草，两旁用旧竹竿撑着，洞里黑越越的，什么也看不见，隐约看到高低不平的泥地。“这叫滚地窿，”她回过身来说：“乡下没东西吃，我们都到上海来了，大家都说上海是天堂，”她忽然笑了。我觉得她的笑使我有点不舒服，再一看，才看见她只是嘴笑，而眼睛里全是绿郁郁的不光是悲哀也不光是愤怒的阴暗。“对我来讲，那真是地狱啊！”

　　“我的那一个找不到事，找呀找，最后找到一个清道夫的工作，一天拿几个角子，吃饭都不够，哪来钱租房子住？睡哪里呢？睡露天嘛。有时一夜之间警察来赶多少次！有时运气好，铺了草席不需搬动，唉！夏天还罢了，冬天的时候真是活一天是一天哪！”

　　她脸上逐渐惨白起来，好象全脸的血都流进她眼睛里去了。“我两个大的孩子，就是在露天生的！”

　　“我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头两个死了，一个是冻死的，一个是饿死的。”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们穷人都到这块来，这块早已被炸平了，一片荒地，我们自己盖草房。”她也没转过身，将手往后一指说，“象这样的滚地窿，大概有三千八百多个，尽是稻草，夏天很容易失火，一烧全部烧光，再盖。那时候，真是‘天当被子地当床，风扫地来月当灯’，过的日子猪狗都不如哪。”

　　“一九五二年滚地窿都拆掉了，翻盖小瓦房，到一九六三年，国家拨款，盖了现在这种五层楼的工人新村，在我们这番瓜弄，有三十五栋这样的楼房，共住了一千八百多家，大概有八千左右人口。现在我要请你们大家到我屋里坐坐。”她脸上恢复了原先的神色，眼睛里的阴影也逐渐流散了。她站起来，很挺直地立在一边，让我们先走。

　　她的“屋里”在三楼，相连的两间房，一大一小，大间的有一床，一方桌，一长条桌，几把椅子，一切都很素静，除了床上叠着的几条单被，被面都是鲜艳的颜色。方桌上有茶杯、热水瓶，条桌上有个小纱罩，罩内有些碗碟。墙上不象别处我们参观过的宿舍那样有许多家人照片，她没有，只在靠条桌的墙上，挂了张毛主席的像。她看到我们的眼光，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会有今天。”

　　我们跟着她去看后间，那原是她孩子们住的，现在孩子们长大了，房里只摆了张单人床，一架缝衣机，一辆旧脚踏车及其他零碎物件，隔了走道是厨厕，都是两家合用的。

　　“你们要付多少房租？”

　　“象我们这样两间房的六元半一月。”

　　“你的爱人现在做什么？”

　　“他还是清道夫，不过他每月工资五十多元。”

　　“所以你不用做事了？”

　　“我当然做，我是这一幢楼房的妇女委员，这一幢房子里有人有什么家庭困难或其他问题，都由我负责解决，我一个月有十六元钱的报酬，所以我的收入可以负担家里的月租加水电煤气以及米粮。”

　　“你爱人的收入就负担孩子，对不对？”

　　她开朗的笑了起来：“不哪，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一个在大学，国家负担他一切费用，一个在工厂里，另外两个，中学毕业了，现在都下乡去了。我们一个月可以积下不少钱，因为我那在工厂的孩子，有时还寄钱来，我们都用不上，所以替他存着。将来他结婚可以派用场。”她嘴咧得更大了，眼角堆着皱纹。“我们的加工组里有个姑娘……”

　　有人打断她：“什么叫加工组？”

　　“哦，我们这一个新村不是住着那么多户吗？男的去工厂，女的除了去工厂的外，还有很多在家里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成立了两种加工组，一是做海鸥牌照相机零件，二是继电器装配，效果很好呢，母亲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到加工组工作，我现在领你们去参观。”

　　“是去看加工组呢，还是去看那位姑娘？”

　　她从容不迫地说：“两样都看呀！”

　　我们笑着，跟着她去参观加工组，都是一大间长方形的屋子，正中间摆着长条桌，妇女们面对面坐在长桌的两边工作。我们正巡着看时，汪金花对我们闪一闪眼，朝一个头上戴了一个用花布折出来的帽子的年青姑娘努努嘴。她有个圆脸，有两个红润的面颊，自然殷红的嘴唇。

　　我们一走到室外，同行中有一人马上说：“长得很俊的呢！你看中了她，对不对？”

　　她傻呼呼地笑起来：“我看中了有什么用，要等我儿子自己看中了才有眉目呀。”

　　我听她讲话，文字用词还不错，就问：“大婶，你读过书没有？”

　　“做叫化子的人怎么会有书读？我们孩子们读小学的时候，我晚上跟着他们念念，认认字，孩子们大了走了，我们两人自己学习，现在看报什么的都会，写字什么的还有困难，还得好好学习。”

　　我带点冲动地走过去，用手握一下她的胳膊说：“你真不错。”

　　她不知道我的意思，但很开心地朝我笑笑。忽然，她说：“从这绕过去，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

　　我们跟着她从加工组的屋后拐到侧门，出了门，我怔住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同照片一式一样的滚地窿，一个没有窗、它的门象一个洞，而整个东西矮得连一个普通身高的人都直不起腰来的“窝”。我们轮流的走进去，默默的退出来。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表达一种想慰藉她几句的愿望，但她却交叠着手，庄严地站在滚地窿的门口，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用它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真正的翻身了；第二是，用它来警戒我们，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再不需要过我们在解放前那种日子。”

　　她送我们到大门口，我们去远了，却不时回头看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讨过饭、喝过西北风，在露天里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但她却给我们上了一堂比任何教科书都丰富、都永隽的人生的课程。

　　她叫汪金花。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仅仅是她。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