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1976年05月]

　　於梨华访华特写《新中国的女性》

　　《芦沟桥公社里的刘大妈》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月号以《新中国的女性》为总题目，刊登中国血统美国籍作家於梨华的访华特写之二，题目是《芦沟桥公社里的刘大妈》，转载如下（本刊略加删节）：

　　在国外时常从报章杂志中读到关于人民公社的报道，但还是没多大概念，到了北京，即向接待的同志要求参观公社。到北京的第三天，即去参观芦沟桥人民公社。

　　芦沟桥人民公社又名中罗（罗马尼亚）友好公社。总面积约八万多亩地，其中可耕地约占三万六千亩。公社包括一万零七百户人家，总人口是四万八千。公社里有各种小型工厂：电机、农机、五金、木器厂等，都为农业服务。公社里有卫生院，有十九个小学，五个中学。

　　芦沟桥公社以产菜为主，是供北京市蔬菜水果的三十多个公社之一，它的主产品夏天有西红柿、茄子、黄瓜、大椒、夹豆，冬天有萝卜、大白菜、洋白菜、菜花、小白菜等，另外有苹果、桃、梨等水果供北京市。

　　我们坐在公社的接待室里，一面听革委会办事组的同志讲述公社成立的经过，一面由窗口外望大片种满了蔬菜的田野。正是初夏的午后，阳光热烘烘的，洒在青绿的、圆润饱满的包心菜上。一等他讲完，我们已急急地向外走，大片大片的菜圃展现眼前，我们要好好地认一认，哪些是大白菜，哪些是洋白菜。

　　“请先到屋里坐坐吧？”后面有一个声音，我们大家都转身，正好面对一个健壮的中年妇女。比中等身量略高，比中等身材略宽阔的体格，晒得红红的方脸，洗漱得很洁白的牙齿，天然的红润润的嘴，自然的、北方人的豪迈的笑容。但是，当我对她注视了一会之后，我发现她笑容里仍带着一份羞涩，属于农家妇女的那种。

　　这是我们妇女办事组的一位同志，她的家就在这后面，进去歇一会吧？革委会的同志说。我上前与她握手，她的手掌铁板似的，握力奇大。她领先，绕过菜畦，来到一排土黄色的矮围墙，墙内是一个非常干净的院子，越过院子，她带我们进入她的“屋里”。一间很宽敞明亮的屋子，进门右手，面对两个大窗是张方桌，桌子的右边是一张灰砖砌的大炕，铺板上有凉席，靠墙叠了两床绣花绸面的薄被。正中，对门的是一张长方桌，门的左手有一架缝纫机。墙刷得白白的，墙上挂的是她一家合照及两个孩子的个别照，一个日历，一张毛主席的照片，以及象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两张海报。整个房间，给我的感觉是干净明亮。

　　我们大家都挤坐在炕上，七嘴八舌的问她许多问题，她倒窘住了，不知先回答什么好，还是我说，你家里有几个人，孩子们呢？她这才在桌边的木椅上坐下，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五口，有两个孩子，我爱人，我婆婆。我那女儿在生产队的幼儿园服务，男孩，他在北京，在一个旅馆里工作，我爱人，他在农机修配厂里，还没回来呢。我婆婆，她串门子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用左手去顺她耳后的头发。

　　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呢！

　　“那是我婆婆呢，我在生产队的妇女代表会工作，还得下田劳动，家里事，不太能招呼得过来，多亏我婆婆帮着做，做饭也是，全靠她。”我看得出来，她说着说着，初时那份怯退的心情逐渐消散了。手掌向上，用手向全个房间一摆，说：“这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呢，解放前，我们在天津乡下，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有一顿没一顿的，孩子冬天生冻疮，烂得两脚不能落地，整日坐在炕上，炕里又没火，只把一条又干又僵的被拿来裹在身上，哼哼唧唧的哭，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得到外面去找活来做……”

　　听着听着，我童年在自己乡下看见的景象全回来了。我六七岁时，住在乡下，和邻居家一个年岁与我相仿的女孩做了朋友。我放学回家，吃了点心，即去找她。我们总是在门外玩。天冷了，两人坐在门槛上，我手里抱着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她手里抱着一个她母亲用碎布拼起来做的布娃娃。我们一玩就玩上一两个钟头，有时等她妈叫吃饭我才走。她们吃的和我家不一样，我们每顿白米饭，四菜一汤，外加上下午两顿点心。他们吃的是一种烂饭，饭里和着一半甜蕃薯条。开头我好奇，一定要在她家吃饭，她母亲拗我不过，给了我一碗蕃薯饭。我现在还能记得那味道，稍稍带点甜味，但吃在嘴里，一点不象饭粒那么爽口。桌中一小碟碱鱼，我尝了一口，碱得我眼睛都出水。只吃过这么一次，回家说了，还被祖母说了顿：这种饭有什么好吃，犯贱！

　　现在听这位妇女谈起她孩子在解放前生冻疮的事，我也记起了我那个童年的玩伴的手脚。一到冬天，阿巧总是穿着她父亲的大棉鞋，又破又旧。因为她脚上的冻疮使她两脚肿胀，疮口又满是血水，她自己的鞋穿不进去。她人很瘦弱的，一双手很细小，但一到冬天，生了冻疮，她的手面又肿又红。我去找她，她什么也不能玩，把手藏在棉袄里，不理睬我。

　　第二年春天，我们全家就离乡到福建去了。抗日胜利回乡，乡容全改了，我们后屋一排房子，全在打游击战时，遭日本兵烧毁，我童年玩伴，也不知去向。这些年来，从东到西，不知跑了多少“码头”，几时记忆，逐渐淡薄到几乎忘记。现在，阿巧，阿巧的妈，阿巧贫穷的家，一下子全回到眼前来了。

　　现在还有人生冻疮吗？

　　她面对着我，说：有当然有，天气冷嘛！她那只没有冻疮疤的手将头发挟到耳后去。手上，有时会有，但有药，一擦就好。脚上没有，有鞋有袜穿，而且，炕里冬天有火，晚上睡着才暖和着呢！孩子们从不生，他们有鞋袜穿，况且整天忙个不停。我婆婆早些年生，她不太动。现在好了，我们盖了这个房子，朝南，在这间屋子里坐着，太阳晒一个上午，才暖和呢！

　　院子很大，扫得十分干净，角上堆着喂猪的饲料，我们这才注意到厨房隔壁有一个小间，小间里有一条小猪，正酣睡。厨房很简单，两个灶，一大一小，一张长条桌，一些家常的厨房用具。下午的阳光在院子的角落，而且正在蜷缩。我们跟着她，跨出院门，立在晚午的太阳里，眼前是一大片菜畦，再远去就是西红柿的棚，西红柿还是绿的。左近的却都是与她的住所同样的院落，传来孩童的叫喊声。她婆婆就在这样一个院子里串门子，再不必发愁晚饭没有东西下锅。

　　我们沿着家家院外的夹道走，每经过一个院门，我都探头向里望望，都是干干净净的院子，有的几只小鸡在阳光里散步，有的孩童们跑着玩。还没走到夹道尽头，有一个十分健硕的年轻妇女快步向我们走来。“刘大妈，我正找你哪！”她说，把一条粗黑的辫子甩到肩后去：“等会儿我们小明回来，你招呼他一下子，队上有两头牛不太对劲，我得去看看。”

　　“那还用说，你放心、去吧，我让小明到我们这儿来，我婆婆会招呼他的。”

　　“那可好，我到屋里拿车就走。”

　　她走后，我们的主人说：“她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兽医，赤脚兽医。她到北京的兽医所去训练了半年，城里的医生来到我们这队上工作时，她又学习了不少。现在，她才忙呢，别的生产队也找她，说来你们不会相信，牛呀马呀生了病，一经她手就好了，她就有这本事。”她说得高兴，一只手不停的去顺耳后的头发。

　　解放前她干什么的？

　　“她呀，她给人看羊，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她父亲，被地主活活打死的！”

　　她爱人呢？

　　“解放前也是个放羊的，现在在我们这生产队上，他们只有一个男孩，九岁，不生了。”

　　正说间，那个赤脚兽医骑着车从我们身边呼啸一声过去，还回过头来对刘大妈喊，别忘了把小明喊过来呵！

　　我们还要去公社的另一部分参观，她也要回到田间工作，我们就在夹道尽头告别。等我们走远了，她还站在那里，挺直的，穿着简朴的蓝长、裤和浅灰衬衫、黑布鞋、白布袜，直的齐耳头发，晒红了的自然的脸。新中国的农家妇女。但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农家妇女，而是一个新妇女。她没向我诉说：柴又涨了，米又涨啦，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她也没向我夸耀：这架脚踏车是英国货呢，这套红木家具是某某公司订做的！她也没问我：啊，你这身洋装是哪家公司买的？什么料子？这双皮鞋是意大利的吧？她只是平实地告诉我她的工作，她的学习，她两个孩子的生活。她书读得不多，但靠自己努力，现在能够看报，开讨论会的时候也可以发言。晚饭后，比她书读得多的孩子们怎么协助她，她又如何去帮助她的婆婆。她从带几分羞怯开始，而在充分自信的笑容里结束。

　　她牢牢地站在地上，围绕着的是四周丰沃的土地，绿盈的菜蔬。她不必担心第二天米价会飞涨，也不必发愁今年孩子们的冬衣没有着落。米价不会涨，冬天也有足够的钱给孩子添棉袄。生了病可以立刻到大队的卫生站，医生决不会在看了她的医药保险卡后才肯给她治疗。

　　我转身看她，她还站在原地。我带着这样一个印象离开公社。我有的，她没有，至少她现在没有：汽车，洋房，意大利凉鞋，美国毛线衣，美国化妆品……但这些，给我带来了什么？汽车带来了方便，但汽车更带给我许多恐惧、担忧。洋房给我带来了无止休的工作，毛线衫呢？希望买件比它更软的、更贵的。鞋呢？是否是今年流行的式样？无休止的需要，无休止的有了它，更要有比它好的欲望。是的，我物质上的享受胜过刘大妈的百倍，但物质给我带来的烦恼，何止于她的千倍万倍呢！

　　而她有的，我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份安宁，那种稳扎，那股满足。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