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文章《对周的回忆：思想开朗，心忠于毛》

美报刊登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文章《对周的回忆：思想开朗，心忠于毛》 [1976年01月]

　　美报刊登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文章《对周的回忆：思想开朗，心忠于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一日发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周的回忆：他的思想开朗，心忠于毛》，摘要如下：
　　
　　表明周恩来的特点的莫过于这样一点：他对于与基辛格在外交上斗智感到公开的、差不多是孩子气的高兴。
　　
　　周先生至少在他的最后几年，并不想掩饰这一事实：没有什么外交会谈真正考验了他的技能。基辛格先生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才智、老练、口头和脑筋的灵敏感到自豪。
　　
　　在与基辛格举行最后几次会议中的一次会议之前，周先生有两天在晚上与一批美国记者谈话，向他们询问关于他将与他的美国对手讨论的问题。他经常高兴得笑起来，并且拍手。
　　
　　他会说，“哦，这很好。这是我可以对基辛格使用的一种东西。”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的性格中，香槟多于茅台——中国的一种烈性酒。他热情盈溢。
　　
　　一九五四年，在他参加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返回北京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他作了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表演。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权以后首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露面。
　　
　　苏联东道主给周以盛大的外交接待。在一个内屋，周坐下来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共进晚餐。出席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非共产党国家的首席外交官即英国、瑞典和印度等国的大使。
　　
　　当两名西方记者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时，他们看到周先生逐个向各位客人敬酒。但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讲的是英语，这是记者们懂、西方外交官懂、但俄国人都不懂的语言。
　　
　　当周先生走到米高扬面前时，这位亚美尼亚人以阴沉的声调用俄语说：“周，你为什么不讲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吆。”
　　
　　周先生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现在是你学习讲中国话的时候了。”
　　
　　米高扬说：“中文是很难学的语文。”
　　
　　周先生高兴地说：“不要紧，每天上午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将高兴教你。”
　　
　　周先生的讽刺性讲话是表明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况——即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盟友交恶——的第一个征兆。
　　
　　周先生喜欢谈——他机智，会讽刺，难对付，思想开阔。在国民党中国首都重庆度过战争年代的美国记者非常了解这一点。周先生作为共产党政权的代表驻在那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进行谈话，特别是与美国人谈话。
　　
　　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毫不掩饰这样一点：这些年曾是他最开心的年月。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习惯时为止，他在北京在同一个又一个美国代表团进行愉快、幽默、但常常是非常严肃的谈话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周先生的精力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时候似乎是用不完的，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他也是在抢时间，就好象一天或一夜内的小时数、一周内的天数、或者一个月内的周数不够他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所用似的。
　　
　　这并非完全出于热情。他知道他需要知道什么。他使自己了解美国及其政治情况，了解世界。就好象他对西方在中国与世隔绝的漫长年月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钻个透似的。
　　
　　周先生及其非凡的风度何以能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适应毛泽东及其著名的红书、适应文化革命、适应中国农民大众，以及对付林彪、刘少奇这样的罕见情况呢？
　　
　　了解周的人，甚至是对中国有很透彻了解的人，谁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周先生从不含糊的：他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毛主席。他在谈到这位主席的时候，一再以一种勿庸置疑的真诚态度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