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发表文章追忆周总理往事

谢伟思发表文章追忆周总理往事 [1976年01月]

　　谢伟思发表文章追忆周总理往事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十三日刊登谢伟思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谢伟思出生于中国，父母是传教士。他在四十年代曾经是美国外事官员和附属于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刊物的主编）
　　
　　几乎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疑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延安共产党人派去的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蒋介石的争夺全国权力的对手，我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年轻的官员——三等秘书，这是在外交上等级最低的官员。三十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任中国总理的人会晤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看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往上梳的黑发花白了。
　　
　　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首次会晤以后，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从而加深了那次动人的首次会晤获得的印象。在延安、在中国西北部——那些岁月共产党总部所在地，讨论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如此，因为通过讨论可以消除分歧，估计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并且使他们的政策适应他们预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的需要。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这在他们对待少数在那里的外国人方面也是如此。
　　
　　当时周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是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月里，他会见了许多美国客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当他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观察。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表现出厌烦、烦恼或疲倦。
　　
　　在延安那种俭朴、不拘礼仪的生活中，他有时走到我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巴雷特上校同住的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或者在我到河那边党的总部里的周的窑洞去访问时，他的妻子、长征和毕生革命的伴侣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要我留下来吃便饭。
　　
　　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谈话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参加谈话的人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活动的晚年，这时他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所担负的重任必定会把比较平庸的人压垮。
　　
　　在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对北京进行第二次访问时，在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和我突然被请去同他会晤。我们感到吃惊，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最不应该侵占总理时间的一天。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小时。
　　
　　曾经有一次谈话被打断，勉强算得上打断。在谈话当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走到房间里来，轻轻地走到周的椅子旁边。小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吃了下去，然后又接着谈了下去，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
　　
　　在重庆和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很快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
　　
　　人们看到他头脑机敏，意志坚强，思路井井有条。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