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1975年11月]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待续）
【本刊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今年七月间发表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分五章，七三七页。报告前附有该委员会行政负责人斯塔克写给该委员会主席休·汉弗莱的信，汉弗莱提交报告时写给该委员会的信和国会研究处高级专家哈特写的一篇报告概要。斯塔克在信中说，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
现将汉弗莱的信和哈特写的概要，摘载如下：汉弗莱的信
随信附上的是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真实而具分析性的研究报告，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众使用。这是一份征集文件的汇编。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关系到世界稳定的一个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潜力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情况当然是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我们显然迫切需要了解这问题。本汇编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对于本委员会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将提供一本宝贵的原始材料。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适时的。这样一种考察在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知情的作用，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幸不久前曾到中国去旅行，亲自看见了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综合材料将加深对那些印象的了解。
我们以前发表的材料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提供了真实的基础。我们希望这本材料将不仅为以前的努力补充了新的材料，而且提供了当前的重新估计。哈特写的概要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程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在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它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商业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纲要《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更新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这本纲要共分五个部分：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商业关系。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它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遍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后，很快就会制订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
（德恩伯格）
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的来说，中国的统计从它的可得性、可靠性和有用性来看是充满了问题和困难的。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使有可能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中，特别是近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南伦）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为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根据假设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国外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它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看来中国由于明智加上‘运气’，将不会遭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的情况。
中国一直很明智，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良好的卫生、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他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之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中国有‘运气’，因为它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有‘运气’，因为它并没有对环境那么有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俭朴的经济。在俭朴的经济中，‘不要浪费’的道德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必然成为社会固有的东西。”（奥林斯）
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一九五○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力量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公吨。
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有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使上述估计数字有很大的增加。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一艘半潜式钻井船在渤海湾工作。
原油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在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为大约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二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还在海港、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以出口。
北京不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它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同外界的交道将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
（威廉斯）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公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公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头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公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公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公吨）。
到一九九○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它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公吨的话。”（金）
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它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是二千五百万公吨左右，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大得多的钢铁工业的潜力。妨碍发展的是这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别处理。（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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