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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文章:《从宗教观点看今日中国》 [1975年10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文章:《从宗教观点看今日中国》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月号刊登一篇题为《从宗教观点看今日中国》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一些基督教与天主教教派对中国一度极端仇视。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美国的围堵中国政策的失败与中国的兴起,部分教徒对今日中国有更多的认识,摒弃了对中国的敌视,开始积极研究新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如:(一)一九七四年九月在比利时召开了一个世界性宗教会议,题为《从宗教(基督教)的观点来讨论中国》。来自二十二国的九十七位神学家的结论是:教会需要向中国学习。(二)“圣十字架大学”最近出版的《圣十字架季刊》厚达一百六十页,专题介绍新中国的兴起、人情、贸易、宗教、儿童、教育、文艺、妇女、卫生、图书等等。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教会对中国的认识的变化不可谓为不大。
  
  自有人类以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现今世上各种宗教的信徒少说也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可是,宗教今天起着什么作用呢?
  
  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凯西说:“西方发达的国家都有宗教,但亦充满了罪恶、吸毒、暴力、贪婪、不义、自私、偏见、淫风、犯罪、武器。但是没有宗教的新中国,却能产生健康及有德行的人民。”在这对比之下,使得一些开明的教会不禁要宣布教徒们应认识时代的潮流,使他们的信念能符合现代的世界。各国教会对中国的看法
  
  去年九月在比利时举行、历时一星期的《从宗教的观点来讨论中国》的世界性会议,分为五个小组。这些小组的总结报告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教会应多向中国的社会改革学习。以《中国与拯
  
  的历史》为题的一个报告说:“世界上被压迫
  
  贫穷的人民密切地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希望从中国,而不是从教会里,找到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办法。”
  
  根据天主教玛利诺会传教士马德森在《圣十字架季刊》的报道,以前,在“美国天主教对外宣教会”,设有殉教者纪念堂,堂内挂满传教士被中共审判或凌辱的油画,及控诉中共“暴行”的文章。自一九六七年后,这些画片及“文物”都静悄悄地消失了,纪念堂被改装为办公厅。这个转变是美国部分教会开始不敌视中国的一个开端。马德森认为,“教会自称要在中国做的事从未成功地做到一件,但是拒绝基督教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已将教会的理想完全实现了:使饥饿的有食物,疾病的有医药,减少贫富悬殊,自力更生,带给人生一个新的意义与希望。”新中国的成就对基督教的冲击太大了。六十年代初以前以至现在,部分教会是拒绝承认新中国有任何成就的。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传教士则认为,中国的革命绝对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方针——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第三世界的传教士则认为,救世的真义是把正在被富强者压迫的人解救出来。
  
  二十五年来,中国在无神论的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一个贫穷、疾病、落后、贪污、走私、吸毒、一盘散沙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健康、进步、清廉、公正、团结的国家。中国的成就与它对世界的影响,使得教会感到一种迷惘及不知所措,甚至认为是不可能或不应发生的事情。一些神学家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上帝有意利用新中国的成就来惩罚及警告教会的自满”。一些神学家开始研究中国,要向中国学习。神学家希望从中国获得什么东西呢?大致上来说,可分三类:第一类多属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在中国传过教的或有地位的传教士。他们都愿意承认以往教会在中国所做的错事,所以主张与中国和解,他们要研究中国用何种方法使得人民有高尚的品格、自我牺牲、自力更生的精神,好让他们也可以影响他们的信徒。第二类属于比较学术派或理论派的美、英、法的神学家。他们希望用神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新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时期的生活等革命精神,并藉以传播给教徒及加深他们的宗教意识。第三类属于第三世界或同情落后国家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基督教所谈的“爱”实在是太广泛、太抽象了,例如“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些词句都很美丽及有诗意,却不及中国的“没有私心”、“为人民服务”来得彻底实际。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应该站在被压迫的人这一边的。所以他们希望从中国的成功改革中能够获益。今日中国的宗教
  
  虽然中国在宪法里规定给予人民信仰的自由,但信徒却日益减少,以前留下来的教堂、庙宇,有些已改为集会的场所或博物馆。麦金尼斯曾于去年访问任教南京神学院的丁主教。丁主教说:
  
  “所有基督教派系都集中为一个教会了,而且是绝不受外国教会的支持和影响的,所有教会的存在是以‘三自’为原则:就是自立、自治、自传。以前帝国主义者藉以渗入中国的根据地的教堂,都再不是基督徒聚会之所,他们宁愿在家中或学校教室中聚会。信徒多是老一辈的,年青的都觉得有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信仰宗教了。他们认为唯物论破除了以前的迷信,宗教既与现时社会脱节,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新中国的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参与社会建设,参加社会及政治的学习,经常讨论、批评。他们都信教,但更忠心于他们的社会。他们都认识到要破旧立新。韩战使他们对美国的印象重新评价,他们要研究历来帝国主义与教会活动的关系:教会在中国的活动是否对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助了一臂之力?帝国主义者是否用枪炮把他们的传教士送到中国来?
  
  这些问题成了中国的教徒讨论及研究的主题,他们研读以前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他们认识到这些条约怎样地使教会势力建立于中国以及给予教会何等利益及庇护,以至令他们的势力能迅速扩展;教会人士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他们如何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得到利益等。通过讨论,中国的教徒对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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