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二）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二） [1975年10月]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二）
　　
　　听到派我往解放区工作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因为这是我两年多来的心愿。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工作时，我已渴望到解放区去工作，了解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情况。
　　
　　在重庆时期，我曾阅读过斯诺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从这本书里我认识到共产党崇高的抱负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完成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创举。这时我已开始感觉到中国正处于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时刻。
　　
　　当年，周总理曾在重庆任中共代表，在红岩村办事处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我和一些在重庆工作的思想较进步的外国人，透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介绍，认识了中共驻重庆代表之一的龚澎，再由龚澎介绍认识了周总理。因此，我们经常到办事处跟周总理和其他的中国代表交谈，增进我们对解放区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八月底，为了实现战后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一天晚上，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毛主席在周总理的办事处会见了我和塔内贝等外国人士，当时宋庆龄也在座。那晚我本来打算询问毛主席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及解放区的情况，但是，在与毛主席的谈话里，我发觉毛主席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毛主席发问。由于我是当时美国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塔内贝是美国工会的负责人，因此，毛主席询问我们关于美国工农生活和工农运动的情况。
　　
　　在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延安前一天晚上，我们再与毛主席会面。那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不多，毛主席及周总理向我们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翌日，我们还到机场送行。
　　
　　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真谛，和共产党伟大的胸襟和抱负，在我内心世界产生了一股希望到解放区去看看的强烈愿望。由于工作的关系，愿望无法立时实现，但我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从延安来的文艺气息。我看到一出富有革命气息的小歌剧，叫《兄妹开荒》。这小歌剧使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它的内容是这样的清新，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当时好莱坞电影、色情娱乐充斥的重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乌烟瘴气的美蒋文化成了强烈的对照。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从天津出发往河北南部解放区。
　　
　　我在冀南解放区的工作，是帮助当地农民用拖拉机开发三千亩曾受水灾祸害的荒地，使它变成一块小麦田。我的责任是教授七十名学员驾驶和维修拖拉机。
　　
　　在解放区内，一切事物都与国民党统治区成强烈对照。
　　
　　在生产方面，解放区内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在冀南一带，由于革命政府的鼓励政策，农民们种植大量的棉花，生产比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多了很多，整个冀南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棉花。在革命政府的保护价格政策下，农民并大量种植小麦。在过去，他们不敢种植小麦，因为害怕国民党官商勾结，压价收购。
　　
　　共产党并领导冀南解放区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建设，我亲眼见到一条长长的公路在几日内便由群众筑成，邯郸市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兴建了一间汽车修造厂，并重建了邯郸铁路。黄河沿岸也传来大规模修筑黄河河堤工程的消息，我更目睹干部与人民一起，抢修运河泛滥区的工程，避免了一次洪患。
　　
　　当年八月，运河的水位不断升高，人民群众在几日内便修筑了一条长一百英里高数英尺的堤坝，并每隔数百码设一个观察站，日夜观测水位变化的情况，结果把洪水征服了。（后来，解放军因战略转移离开了冀南，蒋介石侵占了这地区，并在唐官屯附近把堤坝炸毁，使运河水肆虐整个冀中。）
　　
　　人民的生活也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改善。在我工作的解放区内，人民穿的虽是自己纺织的粗衣麻布，吃的是粗糙的馒头和小米粥，但并不象蒋占区内，官僚、地主和资本家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则衣衫褴褛，生活困苦。在解放区内，我见不到象在蒋占区内乞丐成群、妓女充斥的景象，盗劫偷窃等罪恶也荡然无存。与蒋占区内罪案如麻的情形迥然两异。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冀南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冀南的冀县、威县、邯郸、南宫和临清等市镇的商店内，摆满了解放区生产的物品。
　　
　　从我的工作体会中，也可看到共产党干部跟国民党官员的分别。冀南解放区的拖拉机训练班在冀县举办。负责训练班的干部，态度民主，工作热情，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发扬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精神。他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到达冀县的几天里，由于我是从外国来的义务工作者，他们用很好的饭菜招待我，并陪我一起进食，两三天后，他们继续让我吃好的饭菜，自己则吃和人民一样的东西。这令我很过意不去，我决定向他们看齐，吃些简单节俭的东西。（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