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文章：《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

索尔兹伯里文章：《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 [1975年09月]

　　索尔兹伯里文章：《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七日以《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为题，译载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李建章（译音）是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我请他跟我说一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教学上的变化情况。他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一位专家，而我则正好对于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和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兴趣。
　　
　　对于这个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心情思绪所产生的影响，我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但我要了解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我要了解李教授以前怎样讲授他的科目，而现在又怎样进行教学。
　　
　　在跟李教授谈话以前，我听了一次由他的学生讲的课，那是讨论《水浒》的课。这是向武汉大学一个班级讲的课。讲课人阐述他的论点，从根本上说，他的论点是告诫学员不要在票面价值上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宋江的口号和抱负为然。宋在“劫富济贫”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但是，讲课人说，结果他背叛了农民，这恰与十九世纪反对清朝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李秀成背叛农民的事业相同，并且实际上，这恰与刘少奇刚在昨天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同。
　　
　　讲课人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江并不是代表农民举起造反的旗帜，而是为他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的本质。他曾经到京城去，在那里，他不仅同一个妓女有关系，而且同统治王朝有接触——这只是他背叛的开始。
　　
　　发言者在政治上分析了这部小说，强调起义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有这么多的人随宋到了梁山。但因为宋的本质上和哲学上的缺陷，他的领导是不能产生胜利的。事实上，中国有着许多这样的农民起义的经历。总是领导有缺陷。
　　
　　我问李教授，这位讲课人讲授《水浒》跟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讲授的有什么不同。
　　
　　李教授有点踌躇，接着就谈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事业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而就个人来说，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在讲课中提出了错误的思想，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那就是对古典文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了他的错误方法。古典作品普遍被焚之说，是不真实的。有之，那只是孤立的事例。大部分古典作品依然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受损毁。
　　
　　“我们必须重视古典作品，”他说。“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研究它们。”
　　
　　检验它们的主要工具，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必须从古典作品中吸取好的，批判坏的。这些作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作品，因之既有健康的部分，又必定含有糟粕。
　　
　　文化大革命以前，李教授把宋江完全当做正面人物来介绍。他没有在宋江连同他的个人主义抱负和农民起义之间划清阶级界线。农民起义必须得到肯定的评价，但宋江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农民起义的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生写了大字报，批评李教授对待《水浒》的态度，而他则逐步认识到，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他补充说，我认为他是有点不满足似的，“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们只是开了个头。我们为剖析《水浒》所已经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换言之，据我看，文化大革命所已经做的，是主要着重中国名作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以前对它们所作的研究，或多或少是照因袭的文学和文体方向进行的。
　　
　　这种分析也为另一位古典文学家所支持，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他说，“历史的推动力一直是农民起义。”
　　
　　“首先，必须在思想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够解决艺术内容上的问题。”
　　
　　刘教授是（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红楼梦》，对此他研究、讲课和写作约四十年。
　　
　　“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我过分强调了《红楼梦》的爱情主题。现在，这有了完全的改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现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现在，他理解了以前没有理解的《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他向年青人强调的主题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地主和统治阶级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怎样生活于贫困之中。他向学生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在封建制度下情况的普遍恶劣。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