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1975年09月]

　　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作者:美国约翰期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九月号刊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同学会“五四演讲会”上的一篇演讲，题目是《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全文如下：
　　
　　要谈中国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背景，及其与历代和现代社会思想（或可称为世界观）的关系。一、中国古代及中古（至宋末）科技的昌盛，
　　
　　反映某一段时代的进步的社会思想
　　
　　Ａ、夏商时代：这时代大约在三千到四千年前，是中国文化已有记录的时代。那时社会虽属于奴隶制，但由于奴隶和新地主联合起来向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奴隶制逐渐被新的封建生产制度取而代之。象这种生产增加，就会自然地促进科技发展。
　　
　　夏商时代中科技的发明，在天文方面有日月蚀与新星的观察及记录，手工艺方面有青铜器、丝织和拉织机的发明，游艺方面有围棋的开端（近代科学家认为围棋是世界上最包含数学哲理的游艺）。
　　
　　Ｂ、春秋战国：这时期大约在二千到三千年前。那时有许多在思想上很不相同的派别，名之为百家，其中有儒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道家（以老聃、庄周为代表）、法家（以管仲、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墨家（以墨翟为代表）等。百家在思想上的斗争非常剧烈，所以称为“百家争鸣”。现在单说儒法斗争。儒家主张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如“听天由命”）及“人事”“礼教观”（如“王道”、“仁义”），法家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识与改造自然界）。儒家重视本身所产生的知识阶级（白面书生或当官晋爵的学仕），轻视劳动生产阶级，所以鄙视科学技术，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法家重视“耕”“战”工作，以劳动生产为首要，所以自然地鼓励科技上的创造与发明。儒家主张复辟古制，法家则提倡革新，以求积极进步。因为儒法两家的社会思想有天渊之别，他们的“争鸣”也最激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开端。
　　
　　讲起春秋战国期间的科技，天文方面有恒星表，手工艺方面有铸铁的使用，建筑方面有首造万里长城及桥梁工程，游艺方面有风筝的创始（反映对“流体力学”的兴趣）。
　　
　　Ｃ、秦汉时代：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政治家。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根除以往的奴隶制度。他采取法家倡导革新的路线（春秋时期有过商鞅变法），实行革新政治。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时代，法家仍占上风，但以后不久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法家势力就走了下坡，最后由汉元帝起，社会思想就由法转儒。从此时一直到东汉末，儒家思想占有特高地位，等于全国的正统宗教。
　　
　　因为由秦至西汉中期法家占有主导地位，科技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强的基础。这种雄厚的潜力，一部分发挥在西汉时期，其余部分虽遭受儒家的统治与破坏，却大大发挥于东汉年代。
　　
　　据中外人士的考查，中国在秦与西汉时代已有对太阳黑子的观察。又据近来中国科学家考察，记里鼓车和机械性的指南车发明于西汉，提花机的发明最迟也在西汉。在水利方面，成都附近的都江堰是在秦初建成的。
　　
　　东汉时代的科技有巨大的发展。天文学方面有天文大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与地动仪。数学方面有算盘的初期使用，及数学大家刘徽的《九章算术》著作。工艺方面有蔡伦的造纸，杜诗的“水排”（用水力为动力的鼓风机械）。医学方面有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及华佗的《外科手术》等。
　　
　　Ｄ、隋唐至宋朝时代：汉代以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历史遭受三百六十多年的分裂情况。在这时期内，儒佛道三教并重。法家如范缜，以无神论对抗三教中的迷信，但只有局部功效。另一法家祖冲之，积极研究天文与数学，有名著《缀术》，对圆周率（π）计算的准确，比欧洲人要早了一千多年。
　　
　　在很短的隋朝时期（不到四十年），中国重新统一，但因尊孔崇儒关系，世族豪强地主势力涨大，逐引起农民之不满，群起斗争。在此斗争中，法家乘机推进科技，所以有大运河的兴造，石匠李春设计的赵州石桥。
　　
　　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九○七年），政治统一，版图扩大，中国极其富强。佛道二教虽也由当政者提倡，但尊孔崇儒之风，非常浓厚。尤其是韩愈当起儒家代表人，讲道学传统，鄙视科技与生产。还有一件助长儒家威风之事，就是在唐朝中间，发起了有史以来头一次的科举制度，其意义是给儒家一个凶暴统制思想的工具。但在唐朝的前半期中，有武则天掌权，实行法家路线，促进生产。又有法家柳宗元，反对韩愈议论，减少儒家一些嚣张，使得科技仍有相当的进步。天文方面，有张遂（僧一行）发明的“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数学方面，有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工艺方面，有由隋朝第六世纪初步开始的雕版印刷，在唐朝公元八六八年以雕版印出全部佛经。又由许多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来，唐瓷的艺术与技术都是达到很高的程度。
　　
　　到了宋朝（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的北宋时期，最精彩的一段，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当宰相时，为了理财整军、富国强兵，促进水利，建立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均输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他的这种法家路线，代表当时最进步的社会思想。王安石的好朋友沈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自然科学家。沈括非但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的大业，并且对许多种科技，有巨大的贡献。他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一方面维护王安石的革新政治，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儒家的顽固思想。
　　
　　宋朝确有足以惊世的科技表现，造成中国科技的极盛时代。现在列举宋人对科技贡献的荦荦大者，缕述如次。在天文方面，公元一○五四年间（宋至和一年），天文主官杨维德视察出来一颗超新星，照明了二十三个昼夜。现在天文学界公认蟹状星云为这颗超新星当时爆炸后的遗迹。这项纪录是天文学里的一个巨大贡献。据英国人李约瑟的考查，宋人发明时钟的最重要机件，名之为逸脱结构，（事实上，唐朝张遂与梁令瓒已经在公元七二三年作出这项发明，不过我们拿公元一○九○年在开封设立的浑天仪，其中所采用的时钟逸脱结构，代表一种最重要的应用。）比欧洲人发明同样原理的结构早了至少二百多年。在物理学方面，宋人发现磁石有吸铁性及指极性，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著述中，描写了用磁石当作指南针的四种实验，后人把这种指南针，用作航海仪器。在化学方面，宋人约在公元一二三二年用硫磺、硝石、皂角为原料，造成火药，有爆炸及推进性能，为近代火箭的先导。在工艺方面，宋人毕升在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比欧洲人古滕伯格用活字版印成基督教圣经（约在公元一四五五年），早了几乎四百年。
　　
　　二、元明清至民初中国科技之落后和欧洲文艺复兴后科技的猛进
　　
　　中国在元明清至民初大约有六百年时代，虽然有两次异族侵入夺得政治权力，但在文化上仍维持象宋代朱熹倡言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想。事实上，由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在这几个朝代里，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尤其是在满清时代，搞八股文章变成封官晋爵的唯一途径。凡与科技有关的事物，都被认为“奇技淫巧”，都比“四书五经”为下品，毫无一点正统要务的价值。所以在这六百多年当中，除掉明朝科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著作，及明末宋应星编的《天工开物》重要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算作科技的发展。这些事实充分地表示，在这几个朝代中的儒法斗争，儒家获得绝大的胜利，而法家则几乎一败涂地。对照科技发展而言，中国在元至民初，整整六百多年陷于醉梦糊涂中，完全没有苏醒的征象。
　　
　　在中国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的起头，恰巧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根据许多学者的考证（李约瑟是其中之一），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科技比欧洲的优越很多。此中，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在希腊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科学，比较注重理论解释或理论概括，但中国科技，特别注重实际发明或发现，殊少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或概括。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的作风确有这种区别，但在中国方面，科技发展是在受儒家压迫中逃命出来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的科技虽然显出辉煌的成绩，远远超过欧洲的造就，但多少也遭受了儒家的一些毒害，使其工作性质不免偏向于“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
　　
　　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有二百年（约在公元一三五○——一五五○年），在科技方面，仅有哥白尼在天文学上作出巨大贡献。哥白尼正是欧洲科学革命（约在一五○○——一七五○年）的创始人。继哥白尼之后，接着有伽里略、培根、开普勒与牛顿等人，完成了科学革命的大业。欧洲继科学革命之后，又发动了盛极一时的工业革命（约在公元一七五○——一九○○年），其中牵涉的人物很多，但为简单化，可以拿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为典型人物。欧洲经过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大约四百年光景，它的科技就飞跃地远超过了中国的科技。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当天主教耶稣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欧洲的科技水准已经超过了中国。三、五四运动是民初社会思想上的一个新潮流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运动的近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思想或文化哲学方面说，五四运动表明儒教是一种顽固又开倒车的思想（例如“打倒孔家店”口号），同时这运动提倡西方文化里的“民主”和“科学”哲理（如罗素的数理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对照科技问题说，五四运动的革新精神，等于批判清末张之洞倡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因为所谓的“中学”，早已被儒家搞成八股，完全失掉学术的真谛，哪有资格当作学术的主体。同时，张之洞“西学为用”的观念，表示他不明了西方学术在哲学上和理论上，自有它深刻的基础，决不能单拿它当作一种工具而已。从另一角度说，五四运动虽是一种进步的文化活动，但本身也有许多缺点。这运动的范围，大部分限制于少数知识阶级里面，没有拿大多数群众为主体，也没有把运动目标专注在造福于群众上面。同时，五四运动因急于要盲目吸收西方思潮，对于西学并没有深刻或严格的批判，也未曾认识清楚什么是西方科技发展的主题与精粹。结果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人只是盲目崇拜、模仿或依赖洋人洋物，造成了洋奴哲学与爬行主义的风气。所以由民初至解放以前的科技发展，只有在皮毛上的模仿，毫无自立性的实质。四、现时的新社会思想及其推进科技的成绩
　　
　　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以后，一直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新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的主旨，对内是废止了旧社会里的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对外是抵制任何方式的帝国主义。因为这新的社会思想竭力反对中国两千年来以儒教为正统的社会思想，同时它很热烈地赞助一向为儒家轻视的法家社会思想。在这种近代儒法斗争之中，新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又在一九七三年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尤其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全国的群众认为尊孔派的保守与复辟社会思想，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绝大阻碍。（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