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待续）

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待续） [1975年08月]

　　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待续）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十六日——二十日以《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为题刊载英国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一文。《文汇报》在文前介绍说：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和夫人廖鸿英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后，已于日前抵港。
　　
　　班以安和夫人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仍精力充沛，他们除了积极地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外，还在伦敦中区理工学院教中文。
　　
　　班以安从一九三○年代开始，便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到解放初期才与妻子回英居住。他的夫人廖鸿英出生于福建，除了在英国念了十年书外，青年时代大部分在旧中国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因此，他们对新旧中国的对比，有深刻的体会。日前，他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新旧中国的对比，和英国人民认识新中国的历史。”
　　
　　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班以安说：
　　
　　“四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便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后来被派到当时的北平来，我开始时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在旧中国工作期间，我先后到过北京、福州、南京、重庆、汕头、广州、桂林、兰州和香港等地，看到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帝国主义的屈辱，便产生了同情和关怀中国人民的感情。那时，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主权受到践踏，例如在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外，便站着趾高气扬的外国士兵，他们对待中国人民就象对待殖民地人民一般。帝国主义者只对一小撮有钱有势的官僚资本家稍为‘尊重’。
　　
　　“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前夕，我在重庆工作。在周末到郊外度假时，便可以在河滩上见到因旱灾而饿死的尸体。一九四○年代，我在河南和广东等地也曾见到人民因饥荒而大量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南京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看得不清楚，料不到蒋集团会这样快完蛋的。
　　
　　“一九五○年二月，英国要承认北京政府，我们便随着代办处到北京商谈承认的事项。到达北京后，我们发觉古老的北京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我曾在当时的北平英国使馆工作，因此对旧北平的苦难印象很深刻。记得我刚到北平两个月后，日本便占领了当时的热河省。一九三三年五月的唐沽协定更把河北拱手让与日本。日本人当时利用浪人贩卖海洛英，他们把海洛英放在卷烟里，价钱卖得很便宜，很多中国人吸食上瘾后，他们把价钱提得很高，北平便有很多人吸食海洛英而弄得家破人亡。在北平的外国使馆很大，而且都驻了几百名士兵，日本使馆驻兵人数更多达数千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但一九五○年的北京，这些苦难已灰飞烟灭，而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人民活泼起来，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心，开始为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城市里开始建起了一系列的新建筑，但最重要的是人民被组织起来。
　　
　　“一九五一年，我们离北京回英国。这一别，便直至一九五九年才再有机会重临中国国土。我们回英国后，发觉反动宣传很厉害。但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事实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幻想。一九五九年，我们随旧英中了解协会访华团到中国作友好的访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从烂摊子建设起来的事实。
　　
　　“在这次访问里，我们到过北京、重庆、成都和武汉参观。虽然，一九五九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农村已经呈现一些生产不好的现象，但我们很高兴见到中国已消除了它过去的疮疤，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重临中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目睹重庆的变化。在旧中国的年代里，我曾经三次在重庆工作和居住，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我曾在英国驻重庆的使馆工作；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在重庆任职英国大使的秘书；一九四七年偕同妻子重到重庆住了多天。因此我对重庆的过去认识颇深。
　　
　　“我记得，解放前重庆人民生活很苦，但国民党官僚、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生活却过得很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旧重庆的最好写照。特别是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和挑伕等行业的劳动群众，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码头工人（当时被称为臭苦力）一清早便开始工作，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回于船只与码头的狭窄跳板上。重庆是个山城，有很多陡坡。我们经常见到瘦骨嶙峋的车夫拖着黄包车，载着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三个儿女，或个子肥胖的外国人，气喘如牛的一步一步的捱上斜坡，由于体力透支过多，每天赚到的车资又不能温饱，很多黄包车夫在开始这行业的工作后，没活得上十多二十年便死掉。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次很难忘的印象。一九三六年我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三个朋友一起长途旅行，我们从成都乘车到离成都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雅安，再从雅安步行了约八天的路程到康定（那里是三千多米的高原，是一个绿草如茵的风景区）。在步行的旅程里，我们见到一组组从重庆运送货物到康定的挑伕，他们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人一组，每人背着一包重达二、三百斤的茶叶或食盐，步履踉跄地沿着羊肠小径向前移，沉重的货物把他们的身躯压得弯下来。我们要走八天的路程，他们却要走三十天才能完成，沉重的货物迫得他们每几百步便要停下来喘息，这时他们便要用棍子撑着腰来扶持那因过度沉重的压力而时刻会倒下来的身体，然后抽鸦片烟，以为这样可以补充消耗了的体力。那时，从成都到雅安一带都是由国民党军官刘文辉管辖，他强迫在他管辖区内的老百姓放弃农耕，改种鸦片，然后由他贩卖给四川的毒贩，祸害老百姓以谋利，因此，重庆很多劳苦大众也染上了鸦片烟毒瘾。
　　
　　“但是，一九五九年重访这个山城时，见到人民的苦难已成为历史陈迹。整个重庆市在工业、交通和市容方面有很多新建设。河边码头上的搬运工作已经机械化，市内建筑了很多宽敞的马路，公共汽车和运输货车代替了黄包车。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当时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随团到中国访问了五个星期，足迹遍及北京、太原、大寨、延安、西安、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广州等地，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还会见了我们。那次访问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起一九五九年时是一个大跃进。南京和北京的变化差点儿使我认不出来。南京整城绿树成荫，工业蓬勃发展，南京长江大桥更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记得以前我从南京乘火车北上时，火车要拆开几段，用渡轮运往对岸的浦口，这样要浪费一个多小时。但现在火车只需几分钟便可横渡长江了。北京也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一个崭新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的建起来，使我除了故宫外，其他的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
　　
　　“最近这次访问中国，我们脑海里留下几点很深刻的印象。（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