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在香港的演讲《自由与民主》（下）
[1975年08月]
格林在香港的演讲《自由与民主》（下）
我不以为我的说法是全对，我可能太主观，或太偏见。我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后来退学，转往美国加州工作。现在想来，那时离校的决定却是一件好事，虽然我学不到什么高深的知识，但我却懂得了什么是剥削制度。
今晚我所说的可能太着重个人。我并非提议你们立即到工厂去工作。但我希望大家能摒弃以往对教育的抽象看法，认为教育只是知识累积的过程。我强调真正的经验较知识更为重要。
最后，我再就自由、民主和教育问题说明一下。我认为真正自由的人，真正接受教育的人，应该不受谎言、神话和歪曲了的东西所干扰，而是能真正客观地，唯物地了解这个世界的各方面。不认识这点，纵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博士，也不能说真正了解自由之真谛。答复听众的问题
大家提出的好几个问题都是有关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国从历史中学到，除了建立一个政权外，更要改变人民的意识，中国不但有最初期的革命，更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后者不仅是为了夺权，而且唤醒人们，使他们不要当特权分子。人民的中国，不是像过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事实上对人民是一个教育运动，它并不像文革时那么轰烈的公开斗争，而是在团体里学习，在学校、工厂里学习，使大家不再存有特权阶级的思想，要大家加以检查。目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延续。
第二个问题问我：“你是否认为实践比知识重要，是否轻视了知识的重要性？”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很明显地，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我会喜欢一个懂得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能够给我割去发炎的盲肠。我会喜欢一个懂得桥梁工程的工程师，他能使我所乘坐的火车安全通过。这些知识很明显地是必要的，是不可以低估的。我不是轻视知识，而我的意思是，知识一定要是多方面的，是要与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是要全面的，而不单只限于专业方面的。
有人问我：“要有进步我们便得要有竞争”，对吗？不对（笑声）。我有一个看法：竞争和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人与人之间竞争愈厉害，相互的关系便会越差。如果你说的进步只是指福特汽车公司和雪铁龙汽车公司之间因竞争而取得的进步，则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进步，大家竞相推出新品种、新牌子，以使他们的汽车能更有销路。但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如果你与我都在进行竞争，为取得更高分数，为取得一份更好的职业，向上爬，这样我们彼此之间便会有隔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竞争得更厉害的了。在那里，人们彼此隔阂，连晚上外出也害怕，是“我”与其他的人对立。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我要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具有民主程序的地方，也是最进步的。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和互爱已消失了。有一次我在加州一个大学城里漫步，看见前面一位女士拿着相当笨重的手提袋。当时我便走上去问她：“女士，我帮你吧！”那位女士却大不以为然，她望着我——一个陌生人，然后，四十五度转角地跑开了（笑声）——这正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在美国，一个如此高度竞争的国家里，人们是如此隔阂以致出租小汽车司机和乘客之间都要竖起了一度防弹板，以免被人射击或箍颈。美国人民之间的分裂是最使我伤心的——一个本来是很易相处的国家，陌生人可以随意交谈的，已经不再存在了，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的“竞争哲学”。“唯我为先”，一大群人在争食。所以我认为，“进步靠竞争取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是极重要的。有人指出我在讨论自由和民主时，缺乏阶级分析，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我想补充几句。用最简单的说法：世界分成剥削者及被剥削者两个阶级，而这并不是单指某个工厂或者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越南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性的阶级战争——富人对穷人的战争。那些由资本主义国家所给予拉美、亚洲等等的“外援”，是一种剥削性的援助，因为它希望从“援助”中获得比付出的更多。当通用汽车公司在巴西成立一间车厂，拿钱去投资，只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便可从巴西赚取比成本的更多利润。所有这些都是反映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很自然的，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取决于他的阶级。
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剥削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这就说明为什么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它曾对人类的知识和生活作出极大的贡献——现在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私人财富的积累已变成一个公共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寄望于中国——一个仍然可能犯错误、而且还存在着错误的国家——但这是她所走的总方向：朝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迈进，没有人会感到高人一等，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能互相联系，而没有竞争，不需要自卫，没有互不信赖和歧视，而能够做到你所渴望做到的：人与人之间能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关系。（下）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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