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对外政策：和平、革命、重点在欧洲》

美《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对外政策：和平、革命、重点在欧洲》 [1975年06月]

　　美《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对外政策：和平、革命、重点在欧洲》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一日刊登莱利维尔德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题为《北京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看法；中国对外政策：和平、革命、重点在欧洲》，摘要如下：
　　
　　一九七○年五月，毛泽东主席综观印度支那大局之后，发表一项声明说：“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一预言现在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
　　
　　在中国庆祝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失败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以他们通常那种间接的方式说明那个惊慌失措的美国的实际情况刚好与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相反。官方的新华社引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话和许多美国报纸的社论来表示同意下面观点：这场战争的结束排除了一项不合理的义务，从而使美国现在有可能来有效地使用它的全球力量。新华社赞许地指出，福特总统要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了，这是要让读者得到美国领导人现在已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真正重视的地区”这么一个印象。中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切还扩大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们现在打算向那里派大使。
　　
　　北京念念不忘西方联盟的直接原因是它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美国放弃它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如果西欧对苏联在它边境上的威胁处之泰然，它们对中国就没有多大价值了。
　　
　　至少在理论上中国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国际善恶的标准对美国人和欧洲人区别对待的。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仍然处于下等，是一个“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多少比苏联要好些，因为它距离较远，因此北京很早就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从基本上说侵略性不如苏联大。
　　
　　中国人是十分精明和讲究策略的，因而没有从美国人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出丑中去捞什么眼前的好处。在北京看来，欧洲的地位要高些，因为中国仍然珍视戴高乐式的认为西欧是一股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和美国的欺压的新兴力量的想法。邓小平副总理上个月访问巴黎时就重申了这种戴高乐式的论调，赞扬了法国政策的“独立性”。
　　
　　邓小平把中国通常表示反对缓和的用语说得比较婉转一点。他没有发出说俄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已几乎不可避免就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的警告，而是让他的法国东道主确信，中国也在谋求“有较好的国际环境，以使我们能进行建设”。
　　
　　和平是早在二十年前的万隆会议时期就许下的诺言，它虽然不可能同北京关于支持任何地方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许诺相一致，却也不能简简单单视之为一个幌子。在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上，中国同其他贫穷的农业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具体利益。由于具有这些共同利益，再加上中国人认为自己在凡是苏联势力露头的地方就都非与之抗衡不可，这就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北京在发展中国家中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基础。
　　
　　这种外交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它在离中国遥远的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比在亚洲有效得多。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唯一同中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的非共产党国家。同印度的关系仍然处在冻结状态。对北京说来，其障碍是苏联在次大陆的影响以及印度自己在中国后门的扩张主义政策。
　　
　　外国也许会觉得很难理解，北京怎么能够同时支持西方联盟、和平和革命。但是外国并没有北京心中念念不忘的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既要设法保持革命传统，同时又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并实现持久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就外人所知，北京过去几年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没有严重的争论。这项对外政策是经毛泽东首肯、由周恩来而现在传给邓小平执行的，其中心就是要使中国得到安全。中国希望不受干扰，甚至超过了希望领导他人。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