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五）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五） [1975年04月]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五）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我们和老张一起走回家，坐在树荫底下喝茶。对领导的批评似乎对他有些压力。他说：“一个文盲管五百亩地和五百口人是不容易的”。他这样原谅了他自己没把生产队管好。我们提醒他说，自从公社成立以来他就被选为生产队长，快担任了十五年了。如果管得不好，别人不会把他撤了吗？他笑了笑，说这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照顾他的心情。后来我们从别人那儿了解到，老张是大家公认的全社最能干的生产队长之一，声望很高。他的妻子抱怨他为生产队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连自己家的院子都不管，他家的院子和邻居相比就差远了。他还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欠了队里的债。虽然他当队长，可是收入并不比一般的好劳力多。
　　
　　我们去参加这一会议时，就了解到不断进行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的现实，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离开会场时却有了新的认识。“政治挂帅”确实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有效地把中国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农民们理解这一条，并且尊重它，但认为无需经常开长篇大论的会。另一方面，这些会议给了他们一个更为宝贵的权利，即有机会就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提出意见，例如民主协商各种作物种植的面积，规定灌溉或田间管理的责任，对工作进行批评等等，这是民主生活的典范，尽管北京规定的全面的生产指标是不能改的。还有，姑且抛开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差别不谈，要使人真正感到满意——这个因素对这里的农民，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所起的作用，似乎没有很大不同——让农民共同努力，要让他们清楚而又直接地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从而感到满意，这也许不如政治教育那样明显，但肯定比政治教育更能够有力地把农民团结起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我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中国访问的整个期间内，中国对我的巨大影响从来也没有减弱过。我曾想报道中国的情况，结果碰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新的与旧的、不变的和变化极大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出于意料的与可以预料到的等等。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以及和她自己不久以前的情况相比之下，中国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新取得的有保障的生活是十分惊人的。当我了解到，苏联从一九六○年起就停止了援助，中国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完全是单独地进行建设时，就更为惊讶了。想要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哪怕对我自己说明，都是极不容易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特点就是幅员广大，历史上一向闭关自守，埋头于自身的事务。这些特点依然存在，继续使中国能够抵制外来的影响。这些特点无疑造就了一种环境，使中国得以统一，并有力量在内部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接受这些变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外一种力量才能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得到成功。
　　
　　回顾我在新中国的经历，我发现一个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的独特的社会理论基础——集体道德观——的力量。这种道德之发展有赖于每一个人的纪律性和合作，有赖于每个人压制自己的私心为集体事业服务并忠于集体事业。在那里，一般人似乎认为集体的福利和他们本身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是把集体事业而不是把个人愿望摆在前面，因此内心中的矛盾减到了最小限度。从我们在中国的经历中看，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不论在军队和大学里，还是在公社中，每当某一个人有突出的表现时，除了他本人之外，他所在的那个单位也都受到表扬。其理由在于他们确实认为任何人的活动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他周围的人的直接的或无形的帮助和辅导。
　　
　　不少大学生向我们说，他们毕业后分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愿意接受。他们似乎也是说了算数的，虽然每个学生必定都有个人的志愿，也许甚至想从事某一项具体工作。这些大学已经取消了学位制的教育，并且停止了出版学究气的刊物。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改革那些学位等作法，消除过去那种从追逐个人荣誉中得到的声望。
　　
　　在芦沟桥的生产队里，有的人已经承担了劳动任务，并且负有责任，可是他们还一再自愿加班加点为集体谋福利。例如，他们在地里干了一整天的活之后，还半夜三更起来灌溉——这是蔬菜的命脉。凡从事这种突击工作的集体和个人在评定工分时都得到报偿；不仅集体受到表扬，另外还有额外收入。但是这种劳动的报酬不是按付出多少额外劳动的比例计算的，而且这种报酬也并不一定是有保证的。（十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