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四)
[1975年04月]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四)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我们的生活和公社完全融为一体了,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成了公社的一个部分,仿佛我们可以长期地在那里住下去。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其他劳动:如给西红柿和黄瓜搭架子,在西红柿地里除草,摘扁豆。虽然这后一项工作有许多动作很别扭,但是干起来很轻松愉快。首先,我们钻进两行豆子里面。豆秧都攀在竹竿搭的架子上,架子底下两边叉开,上面扎在一起。到了里面,蹲下来,猫着腰,流着汗,摘扁豆。豆子长得很密,我们的篮子一会儿就装满了,得挣扎着走出去,把豆子倒在地头的口袋里,又钻回帐篷似的过道里再摘。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妇女又唱又讲,又呵呵地笑个不停。
西红柿地里特别充满了同志式的情谊,因为只有女青年团员才在这块地里劳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视察中国各地的合作社时曾到过这一块地。之后一个月,他就发出指示,让全国的合作社转变为公社。为了纪念这一件光荣的事迹,这块地上一直种植西红柿,由共青团员管理。
在这些又长又艰苦的劳动日子中,我们乐意分担他们一份工作,这使我们受到了这个集体的相当热烈的欢迎。当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许多农民起初对我们持有保留态度,现在已开始不再这样了。特别使我们感受深的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政治学习和批评会。
在芦沟桥,就象在全中国的每一个公社和工厂里一样,每个劳力必须经常参加政治学习会。我们的小队每星期举行两次,一般是在午饭之后上工之前。会议开一个半钟头左右,有时超过一些。开会,对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是件平常的事,而对我们则不然!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次李明德的陪同和他那明晰、敏捷的翻译比任何一次都更令人感到愉快。
会议在一个棚里召开,地点在靠近场地边上的一所房子的荫凉处。会议开始了。一个农民从人堆里站出来,拿了一份印好的稿子,向大家念了关于如何做好工作,完成收割任务。在谈到某一点时,讲话的人为了强调自我牺牲的必要性,举了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诺曼·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事例,他在为长征以后的八路军服务的时候牺牲了。讲话的人接着强调不同的工种应该互相配合。
他刚讲完坐下,一位政工干部精神饱满地立刻走上前来讲话。他没有稿子,长篇大论地谈了即将完成的小麦收割情况,还谈到即将开始的大麦收割计划。虽然他表扬了麦收搞得不错,可能是个大丰收,但是他指出公社粮食还不能完全自给,每年还需要买进麦子,这是不好的。他提到了增加生产的办法。接着他讲到对于蔬菜和田间管理也必须适当注意,要“保持干劲”。他表扬了一些妇女,说她们“干得比男的都好”,还表扬了有的人晚上加了班。
之后,生产队长老张站起来讲话,主要谈了那二十亩高粱和小葱。他表扬了一些同志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一直干到早上四点,接着五点又下地干活。他说由于他们的努力,虽然今年干旱,高粱亩产可达四百七十斤,比去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五。他强调说:“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教导”。于是他转向我们说:“甚至来自远方的美国朋友也来帮助我们这个生产队,为公社的工作作出贡献。”他利用我们在场这一点来号召大家加紧干活,“争取在月底结束夏收”。
他结束讲话时要求大家学习我们不辞辛苦的劳动;接着要求我们以外宾的身份提点批评,我们谢绝了,于是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一位女青年团员起来响应,她说的只能算是一番鼓励士气的话。她说,虽然天气又热又旱,她保证要很好地完成任务;因为八月和九月天气还要热,她要求大家赶上她那个小组。另一妇女为这种精神所鼓舞,站起来支持她的意见。虽然她还很年轻,她保证超额完成任务。“党员和团员都已经带了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时候,一位结实的长了胡子的农民提出一个新的内容。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不错,但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在这方面我要批评队长们。粮食是农民的宝,但是地里还丢了不少。我们没做到颗粒还仓。还有,对蔬菜也注意得不够。西红柿、黄瓜和别的蔬菜正是长得最旺的时候,应该抓紧摘,供应首都的居民。”
这一批评促使老张站起来讲话了。他承认,他在组织麦收中有某些缺点;此外,他说,他不应该忽略蔬菜和其他的事。他说,收麦子时有的人很细心,有的人不是这样。他说,队里人人都应当家作主,应该改进自己的工作。(十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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