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快报》记者采访特赦释放人员

香港《快报》记者采访特赦释放人员 [1975年04月]

　　香港《快报》记者采访特赦释放人员
　　
　　【本刊讯】香港《快报》四月十五日以《中共给予特殊待遇如此重视显具用心》为题刊登一篇该报记者“集体采访”如下：
　　
　　十名前国民党政府将领及政工人员，已于昨日在中共“欢送”之下踏进香港门户——罗湖桥。快报记者在火车头等车厢个别访问了这十名尝了二十五年铁窗滋味的老人。
　　
　　该十名前国府人员的口吻和谈话内容，与新华社发表的报道语气如出一辙。
　　
　　在被访问时，他们虽用不同的语句强调他们不谈政治，没有负特殊任务和没有资格谈政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问题，却异口同声指出：“中国人民是希望国家统一的，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的事，外人不能插手。”这是中共多年来所作的统战口号。
　　
　　在火车厢上，这十名“战犯”并未拒绝记者的访问，他们口若悬河，对答纯熟。
　　
　　以下是十名俘虏接受《快报》记者访问时的情形：王秉钺七十一岁，前国军五十一军中将军长，有母，太太，四子女在台。他说：“我到台湾之后，希望能够给爱妻带来突如其来的喜悦。”被询及会否长期居台时，他说：“那要等待爱妻的决定。”王云沛患有耳疾，无法交谈。段克文六十八岁，吉林人，一九四八年任东北伊通县县长，前军统局少将专员，一九四九年在长春被俘。他表示赴台目的是探其侄，他表示大陆人民生活改善及建设的发展迅速。周养浩六十九岁，十分健谈，是前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一九四九年在重庆撤退飞往昆明时，在昆明被俘。
　　
　　他表示在被监禁期间，曾三次参观中国各地工业及建设，对中共的建设进展，甚为赞赏。他说：他有七名子女及妻子在台，但其大子现在本港行船，最幼的女儿因考了美国理科博士，已在美工作。对其家庭情况，他说：“我们从一九五二年以后已没有通讯，我只藉在九龙的一位朋友，获知家庭的近况。”
　　
　　周养浩承认，曾与蒋经国一起工作过，但他表示不够资格负统战任务。问及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台湾，他说：“如无引起对我的不利和被怀疑，我会留在台湾，否则会返大陆。”张铁石六十一岁，前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一九四九年在厦门被俘。母亲、妻子、两子一女都居在台中，他此次赴台，纯粹希望和家人团聚，未负任何政治任务或政治目的，他相信台北政府对他们的“回归”将大表欢迎。陈士章七十四岁，河北人，是十名战俘最年老的一位，他原属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一九四九年在福建被俘，妻段曼晴及一女三子在台湾。被询及赴台后会不会返大陆时，他说：“要看情形而定。”赵一雪六十七岁，武汉人，前国军二八一师上校团长，一九四九年在福州被俘。他表示赴台的目的是会见其叔婶及弟妹，他自少即为叔父养大，这位叔父犹如父亲，不过二十多年来完全没通过讯，但知道他们健在。
　　
　　在被询及对大陆印象时，他绝口赞中共的“人道主义”政策，和说中共遵守诺言，他说：“我被俘时，中共曾说，如变好人，改过自新，可获释放，现在果然被释放了。”他说：“世界上无任何政党对战俘如此宽大，中共对待战俘，不打不骂，小病送去看医生，大病送去医院疗养，我现在精神饱满，是因为生活好，营养好。”他表示去台湾的目的，是接叔婶及弟妹等返回大陆。张海商六十八岁，前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六一二团上校团长，湖北人，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被俘，于一九五二年之前知道妻子和两女一子住在台湾，但其后断绝了音讯。
　　
　　张氏表示他已知道其领袖蒋介石已故，他却相信蒋氏之没，对中国统一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问他：“既然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台北政府以后会否亲苏？”他说：“虽然如此，他看不出国府亲苏的可能性。”杨南邨七十岁，前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四川人，一九四八年在徐州被俘，有长子和两子女在台。（下转第三版）（上接第四版）
　　
　　杨氏表示他这次成行，是临时决定的。
　　
　　他说：“我和妻儿断绝音讯已久，希望此次得到国府的帮助，使一家团聚。”蔡省三五十六岁，江西人，前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一九四九年在江西被俘。他说自己是个“死硬派”，但说中共对他的照顾“体贴入微”，其监牢有如华丽酒店，曾于一九五一年冬越狱。
　　
　　他说：省三不是他的原名，他本名“希曾”，后在中共监狱中“彻悟前非”，才改现名。他也承认过去曾跟随蒋经国工作，问：“你会不会与蒋经国会面？”答：“很想见他，我想他会愿意会见我的。”他认为台湾爱国的人多，卖国的人少。他的爱人曹雪霞现在江西，而他在台湾有一位朋友，为黄浦第三校同期同学，现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
　　
　　他又说：“大陆最大的特点，是不会强迫人做不愿做的事。”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