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

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续完） [1975年04月]

　　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续完）
　　
　　当年藏污纳垢有钱人住在孤立建筑的房子里，房子四周筑起高墙，高墙上开了枪眼，设有炮门，跟戈登会堂的式样一样。军阀往往是英国、法国或日本的手下，受到它们的保护，一旦作战失利，或者属下军队反抗，他们就发现，到外国租界去避难很方便。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爬上一个军阀花园的围墙上，看见下面有一个大笼子；笼子里面有一只给链子拴住的鹰。它的黄色眼睛，尚未失去凶光，我感到又怕又可怜。
　　
　　到一九三一年，天津作为藏污纳垢之所，已经变得如此臭名远扬，以致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在那一年，国联派了李顿勋爵率领的特别调查团到中国来。一九三五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麻醉剂部分断言：“天津是海洛因制造的神经中枢，公开出售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外国公司将近一百家。”
　　
　　一九三一年，全世界注意的另一大事件是日本进侵东北。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军事前并不晓得，沿海外国租界的消灭，并非来自他们所始终害怕的人，即觉醒了的中国人，而是来自外国联盟本身内部。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进攻时，“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就消失得象它们出现时那么突然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离开天津，那时候十八岁，我带着行李袋，走过天津东站的木桥，乘搭北行列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英国。我打算四年以后就回来，但是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我才重临天津，走过同一座桥。
　　
　　在那当中，我们当时了无所知的是，英雄的长征队伍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它的目的地延安。从那里开始，全中国都将得到解放，而曾经是无足轻重的农民都将得到正当的名誉。如今面貌大变前些时候，我和一批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我们预定在那里逗留两天。我拼命使自己相信，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从火车上外望，人们可以看到，在向来是荒芜的平原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新植树木和灌溉工程。农民不再任由水灾和旱灾摆布了。列车到达天津时，车站上人们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使人感到兴奋；在我听来，天津话比上海话讲得慢，更有音乐性。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天津人；他是工程技术人员，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过去六个月我在英国学了中文；许多词语从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想起来了。这位天津朋友对我说，我依然有着天津口音。这使我乐开了。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经夜幕低垂。我们乘坐的汽车从许许多多脚踏车中穿过去，经过过去的“法国租界”驶进以前的维多利亚街，经过门面华丽的大银行，而在那里，在一片朦胧中看见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和戈登会堂。后来，我在月光如水的街道上漫步，街道两旁种上了刺槐。我来到往日的万圣教堂前。我顺便进去看看，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正在开夜班。有三位工人停止了操作，迎上前来。我说明我是一个天津人。人们都面绽微笑。一杯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端出来。他们告诉我，这里制作半导体管配件。人民公园谈往翌日清早六时三十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现名人民公园）充满了人，有老有少，他们在打太极拳，有单独的，有集体的；有的人则在散步、聊天或坐在亭子里看书。紫藤属花正在盛开，此外我还闻出了白兰花的异国清香。那个英国纪念碑（上面的碑文是“纪念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我国的光荣阵亡将士”）已经移掉。在原来的地方树起了一个约三英尺高的红色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一位老人，于是我们谈起了天津来。有二、三十位男子、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我们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人记起过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规则。我感到局促不安，问他对象我本人这样的外国人进入公园现在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欢迎。”我指向当年的戈登会堂，说我最后一次进入那座建筑物是在我因骑脚踏车不亮灯而被扣留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交谈在大笑中结束。
　　
　　我走遍了整个昔日的“英国租界”，凭本能转角拐弯，经过许多我熟悉的房子。乞丐、人力车夫和污秽已经消失了。住在殖民地时代的孤立建筑的大房子里，中国人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们宁愿住建在院子周围的平房，这样一来，居民们可以在院子里一道作息。因此，他们拆掉高高的围墙，在庭围里种上香料植物和蔬菜。故居前面伫立当年我接受中国同学启发教育所在的那个运动场，现在成了一个周围有看台的体育场；我来到我的故居，站在对街望着。在曾经是我们的餐厅的窗前，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妇人。我感到快乐，由于没有怀旧的余裕，我走开了。
　　
　　乘火车到北京去的时间快到了。我再访人民公园告别。靠近紫藤属花的地方，一些黄色蔷薇已在吐艳，而到处的空气，为自由自在地疾飞的春燕所划破。（续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