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待续）

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待续） [1975年04月]

　　布赖恩·鲍尔访问中国观感《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待续）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月十七、十九两日以《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为题，译载英国人布赖恩·鲍尔的一篇访华观感，转载如下：一九一八年在天津出生天津位于华北平原四条河流同大运河的汇合处，在北京东南约二百英里，靠近黄海。我是一九一八年在天津“英国租界”出生的，并一直居住在那里，到一九三六年为止。影响我的全部记忆的，是这个被围城市的气氛。在周围的原野上，频繁的水灾、旱灾和霍乱流行，摧残了许许多多的农民。
　　
　　天津“英国租界”的中心，有一个小小的维多利亚公园，公园周围是主要建筑物群，样子可怕，令人难以亲近，它们是：哥德式万圣教堂，每星期，英国守备队的士兵携带着步枪，列队进入这个教堂，把枪搁在座位旁；开滦矿务局大楼（英国控制着北方的煤矿）；不公开的天津俱乐部；一家大旅馆；而凌驾一切的，就是戈登会堂了，其正面是一个开了枪眼、设有炮门的阁楼。它是法律和秩序的中心，英国市政会、法庭和警察机关即设在里面。
　　
　　这里是炫耀军力的地方。通常有两团英国军队驻在天津，此外还有志愿军团。一艘炮舰停泊在天津俱乐部附近的河流上。武装警察在街道上巡逻。炫耀军力的特殊日子是一年一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十一月十一日），纪念仪式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爱看热闹的中国人在公园外面隔着围栏看着；他们从来不准进入公园。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报纸也表现出一种囚也囚不住的好战姿态。“英国要求道歉”，这是常常见于报纸的大字标题。英国人生活于一种担忧焦虑的状态中，同占人土地的北美殖民者当年受到印第安人袭击的威胁的情况一样。别的国家也来分尝一脔没收天津的土地是一桩粗暴的事件。一八五八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和法国舰队强迫失却战斗力的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让出一片片土地即租界来；这些立足点后来得到了扩充。英法联军关心着保存一个驯顺的中国政府，因此支持清政府反对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作战，给清政府提供武器、训练和一些军队，这些军队是由戈登将军率领的。一八六○年，戈登到达天津，在这里，他查勘并拟订了“英国租界”，因此有了戈登会堂。紧接在戈登之后，商人来了，航运业人士来了，银行家来了，还有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来了。
　　
　　太平天国起义者的失败，并没有终止农民的反抗。捻军、义和团和由被剥夺了一切的农民所组成的游寇，继续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感到苦恼。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外国人加强了对天津的控制。别的人也来分尝一脔了。除了“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这时还有了“日本租界”、“德国租界”、“奥地利租界”、“比利时租界”、“美国租界”、“俄国租界”和“意大利租界”。这种不神圣联盟因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欧洲战争而陷于分裂，欧洲战争结束后，德国的殖民赃品给分掉了。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约无情地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省掠夺的土地包括主要海港青岛，移交日本。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奋起抗议。异乎寻常的交感与共鸣外国移民同中国人（富有的官吏和商人是例外）隔离，扩展到社会生活和教育中去。家庭富裕的英国儿童，被送回英国上学。我的兄弟和我是非正统家庭出身。我母亲曾在中国接受教育。因之逐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我父亲出身于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农民之家，有十二个兄弟，他是一九一一年到中国来的。我八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对欧洲人来说，我们是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同穷苦的中国人有着交感共鸣的联系。我们住在“英国租界”外边的一所房子里，靠近一个运动场。我同中国同学在运动场见面；他们常常告诉我外资工厂里的童工奴隶和中国穷人卖儿鬻女的情况。当年穷人生活骇人听闻天津穷人的生活条件是骇人听闻的，特别是在盛暑烈夏或河道结冰的数九寒天为然。乞丐随处可见。人力车“苦力”不被当作人看待；一九三○年，英国市政会公布他们的收费额为（以英国现在的货币算）：一小时五便士。有些街道被用来开设妓院，侍候客人的是中国人和来自西伯利亚的白俄流亡者。在发薪日，从妓院回来的醉酒士兵常常逼迫人力车“苦力”疾走，用短杖击打他们。（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