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1975年03月]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特别当你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时，评价中国人的娱乐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见了一些舞台，据说在这里上演当地的曲艺和话剧，或由流动放映队放映电影。体育运动和体操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也是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文学受到严格控制，扩音器时时刻刻广播新闻和音乐，绝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识。可是中国农民，至少在马陆公社的农民，似乎不因这些缺点而感到苦恼。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欣赏他们所取得的繁荣。
　　
　　由于有了组织和有效的多种经营方式，每个农民都能参与这种美好的生活。他有权选举官员，帮助制订工作计划，在给他们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获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农民对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的热情。在旧中国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产品都归属于地主，农民家庭谈不上医疗和教育，个人尊严受到摧残。他们对这种旧制度仍然记忆犹新。农民们今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他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物质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马陆公社所见到及所观察到的，支配着我在新中国进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从那天起，更深入地去体验公社生活成为我在中国进一步访问的目标。学究当了农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八）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