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一）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一） [1975年03月]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一）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篇，摘要刊载如下：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当时，许多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比我强的人都曾设法要到中国去而没有成功。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事情从大豆开始。我在四十年代当生物学研究生的时候，曾发现喷射稀释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长十倍的花苞和豆荚，但浓度过高，则会引起豆棵掉叶、掉苞等畸形发育。我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写上了这些发现，随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最后到冲绳美国海军军政府中担任农业军官。几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果。
　　
　　起初，美国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来增加大豆产量；后来，设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实验室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军用的落叶剂。虽然军方没有直接使用过这种化学药品，但他们把和这种药品有关的２，４—Ｄ和２，４，５—Ｔ发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广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个年头，在六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撒下了一亿磅这种药品。这样大规模的化学战在历史上还没有前例，它在生态学上的后果以及对越南人民的影响，至今多半还无法知道。
　　
　　美国科学家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开始为时过迟地感到美国在越南干出的勾当的严重性。我本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种武器的来源发生了关系，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灭绝。我和一些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声明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并鼓吹美国应该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国际条约规定所有签字国都应保证不使用化学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种成分能引起怀孕雌鼠腹中的胎儿畸形发育，这就引起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儿也可能已受同样的影响。我决心申请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间亲自去看一看这场化学战造成的危害，并带回能够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麻醉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作者，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