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信使周刊》发表文章评我新宪法

日《信使周刊》发表文章评我新宪法 [1975年02月]

　　日《信使周刊》发表文章评我新宪法
　　
　　【本刊讯】日本《信使周刊》二月七日一期刊登高田富佐雄写的一篇题为《中国新宪法的“东洋式直接民主”的研究》的文章，摘要如下：
　　
　　要说起“中国新宪法”来，它扩大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双重、三重地加以保护，它坚决地否定了官僚“特权阶层”。
　　
　　日本报纸突出地提到了宪法加上了“罢工自由”，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没有先例的。但远比这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第二十七条中的第三项规定。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就是说，不管是部长还是公安局长，只要发现他是干坏事或者是偷懒的官员，就可以不客气地加以告发。而且，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能妨碍告发。如果在如今“焦躁的日本”制定这样的法律，那么，甚至使人感到，可能会引起无法收拾的混乱。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必说，就是在西欧民主国家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而且，这一权利在宪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是得到双重、三重保护的。例如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被叫作‘四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
　　
　　就是说，告发了“坏官员”，但仍无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贴大字报，也可以展开大辩论，特别是赋与了视情况也可以罢工的自由（第二十八条）。
　　
　　毛泽东是一贯“讨厌官吏”的。在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上也不使用“司令官”和“指挥官”之类的名称，一直都是叫“司令员”、“指挥员”。当然这当中也贯穿了毛泽东式的政治哲学，这也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四大民主”。而这次则通过宪法把这个政治哲学制度化了。
　　
　　让人民群众防止“特权阶层化”，防止政权的腐化，这种可以叫作“直接民主”的志向，自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就一贯地表现出来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