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1974年12月]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突破对华关系》（二）
　　
　　关于五角新世界
　　
　　至少在开始时，基辛格的着眼点是更长远、更全球性的。他预料要出现一个五角的新世界——这五角是：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大的美国，经济不断增长但军事上依附华盛顿的西欧，经济上脆弱而军事上是巨人的俄国，人口上和地理上巨大而其他一切方面都只能依靠其潜力过活的中国，最后是经济上是巨人而军事上是侏儒、被宪法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在这样一个扩大的世界里，同中国接近可能有很大的好处。就可以影响俄国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从而缓和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那种在战后年代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僵持局面。为使外交发生变化而搞的各种可能的力量组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基辛格专心于处理一些眼前的问题——越南战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西欧，因而他认为中国是次要问题，几年内大概不致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的确，在一九六九年的头六个月中，基辛格不过是尼克松政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的一个乘客，总统显然是这列火车的唯一司机。
　　
　　尼克松在私下“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在公开场合却不动声色。二月初，总统却私下告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蒙大拿州的迈克·曼斯菲尔德说，他要尝试“打开”通向中国大陆的“大门”。（曼斯菲尔德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在驻中国的炮舰上服过役，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尼克松重申他的信念说，必须使中国参加“全球的责任”，而不要等到中苏敌对爆发成为公开战争。他对曼斯菲尔德说：“迈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要你作为美国第一个高级人士去访问中国。”早就对亚洲事务有兴趣的曼斯菲尔德，被尼克松捧得飘飘然了。尼克松又说：“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
　　
　　二月十八日，总统指示国务卿罗杰斯，要他宣告，美国要跟中国搞一个广泛的文化和科学交流计划。
　　
　　二月二十一日，基辛格在向新闻记者谈有关总统即将进行的欧洲之行的问题时，有人提问道：总统会跟欧洲的领导人讨论中国问题吗？
　　
　　基辛格回答道：是的。对国际局势的探讨总要牵涉到对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作出估计。而且，这些国家中有两个，英国和法国，是同大陆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法两国同中国的关系显然并不愉快，但这种关系还是足以使它们对自己分析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而且总统一向表示，他主张采取一种进行最大限度接触的政策。
　　
　　三月一日，尼克松把他对中国问题的做法扩大到国际范围里了。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无论困难有多大”，他也决心要跟北京开始对话。
　　
　　美国总统对法国总统说，他瞻望未来，预见到北京将被接纳进联合国，然后将是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承认，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有很深的疑虑。但他说，他将以“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卷入”和开始同中国“逐步接触”来消除这种疑虑。
　　
　　几星期以后，戴高乐到华盛顿来参加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新政策的精神转达给中国人。戴高乐同意了。
　　
　　七月间和八月初，在伊斯兰堡和布加勒斯特，尼克松分别向叶海亚将军和齐奥塞斯库总统再次提出想打开中国大门的问题。他说，美国正在退出越南，美国想跟中国谈话。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答应把总统的想法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尼克松在关岛短暂停留时，闸明了一项新政策——曼斯菲尔德给它起了个名称，叫“尼克松主义”，其中包含一项讲给中国人听的含蓄的信息：美国干涉在中国周围发生的战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个主义如果加以贯彻显然意味着要降低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姿态。
　　
　　尼克松政府并不单单依靠外国人充当中间人或在外国发出信号。六月初，基辛格向国务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大问题：美国可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来走向同北京“关系正常化”，而同时又不致使美国的太平洋盟国过分感到不安？于是理查森和几名亲密助手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后来，用一位参与其事的人的话来说，理查森在一份“突破难关”的报告中列举了五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是经济领域里的，从减少对美国的子公司同中国贸易的管制直到准许美国游客购买以一百美元为限的中国产品。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基辛格就给了理查森回话。总统已经审阅了那张单子，对五项建议中的两项开了绿灯。这位副国务卿非常高兴。不久，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又开了一些绿灯。
　　
　　（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