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续完)
[1974年12月]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续完)
中国能够在农业产量方面,保持几乎连续十二年的不断增长。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五千万吨产量顶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产量不仅补足而且超过了这个数额,创下了新纪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惊奇的。对贫穷的农业经济来说,连年干旱就是饥荒,这是传统的规律,但是,在这里,虽然发生了严重、广泛的干旱,农作物不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在这块曾被称为“饥荒之地”上取得了。饥荒的痛苦铭记人们心中,因而青年人绝不允许忘记过去:通常的最坏的食物都吃光了,人们只好吃树叶、草,甚至树皮;变卖所有家当(包括妻子儿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抢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对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仁慈的处死;食人肉充饥风行;最后死亡人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
如此深刻程度的饥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凶年,中国有很多人吃不饱,但无人饿死);其次由于生产增加。
中国人跳出这个苦难深渊,主要是由于他们牢牢确信世界上没有粮食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组织它的社会,亦即是组织它的经济。
在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这也是使农民信任革命的承诺的必须走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就是他们引进了农业合作化,而当时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泽东理解农民、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总会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因而对合作化道路所给予的机会就会作出响应。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国已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轻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在人民公社广泛发展轻工业,吸收公社的劳动力,同时减轻田间工作的负担。重工业虽然是重要环节,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制度向前进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由于构成中国更大的社会的无数个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一条最基本教导就是:生产中的每前进一步,都应该在农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来。
这样,就是以直接的物质鼓励为动力一一“从各尽所能到按劳取酬”。不过,并非仅仅如此。中国人已开始谈论到他们发展农业的手段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是有提示性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指出,人类需要相等于作战的一种精神,看来中国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类有克服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的优势。
中国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对于全世界农民群众来说,中国的农村可能象是千年来的梦想境地。中国人的经验指出,农民依恋他们的土地是环境使然,农民关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生活。一旦他们相信这是前进的道路,他们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将有希望解决农业的矛盾,使那些传统地同小块农田相联系的精耕细作经营的农田,发展成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
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涨的饥馑恶浪的社会救生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方舟——假如就是对世界农业国家的回答,那么,搭上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一样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会发展计划所能预见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贷款和技术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农吞没了。如果增加生产的障碍不在于无知,而是受到传统的农村特权阶级势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独占这些利益,那么,即使对增产的研究或者设立许多农业机构,都是通不过这些障碍的。
中国人首先是摧毁并夷平了这座社会权势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筑起他们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
(续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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