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1974年12月]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突破对华关系》（九）
　　
　　尼克松的电视讲话
　　
　　在总统到达洛杉矶市全国广播公司播音空前几个小时，特工人员已经控制了现场。总统事先要求安排在联播节目时间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简短公告。尼克松于下午七点前不久到达广播电视台，记者们从未见过他那样高兴和乐呵呵的样子。当时针还差几秒就要到七点的时候，总统问道：““伙计们，准备好了吗？”
　　
　　“晚安！”总统开始讲话了。
　　
　　总统一念完他的将要访问中国的、令人大吃一惊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电台评论员们，听取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都怔住了，荧光屏上显现着一位节目编辑目瞪口呆，直楞楞地面对着全国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都出乎意料。全世界也是如此。
　　
　　在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前一小时左右，罗杰斯国务卿忙得不亦乐乎，打电话通报将受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的大使。他总算是通报了二十几位大使——其中有国民党中国的沈剑虹、俄国的多勃雷宁和日本的牛场。不出所料，沈剑虹当即谴责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采的交易”，并称：“我们觉得，不应该未经磋商和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多勃雷宁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过后不久莫斯科就大发雷霆地指责中美勾结。牛场也没有发表评论，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佐藤政府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和社论作者赞扬尼克松这个迅雷行动，但这也引起了一阵强烈不安的浪潮。欧洲人开始担心遭到其他的尼克松““突袭”，亚洲人也担心尼克松“冲击”接踵而来。尼克松外交带上了“难以逆料”的特点。四月里，“全世界听到了中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出去”；到了七月，美国“乓”的一声把球打了回来。
　　
　　对尼克松来说，宣布访华是一大快事。就连他在政治上想多方模仿的戴高乐，也未必能有比这更惊人之举里。他这一下子胜了爱德华·肯尼迪、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诸人一筹，成了世界新闻中心人物，夺得了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
　　
　　对基辛格来说，虽然在后来几星期和几个月里花了不少时间去平息盟友和对手的怨尤，但总统的公告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早在访华之前他已有一点名气，如今更一跃而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大明星了。七月十七日，《纽约时报》给基辛格起了个“深奥莫测的西方人”的雅号，说他明里““装得好象是成天价出席鸡尾酒会的贵客”，暗地里却在““开展总统外交”。“这要求具有非凡的才智、惊人的腿功，要会装蒜，有时似乎还得会耍魔术里。”
　　
　　基辛格从中国荣归后，就着手为总统出访做准备工作。他的一项任务是向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专栏作家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在舆论中对一个陈年的争论问题培植新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提高了他自己在白宫决策中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他逢人便说，中国接待我们“极其周到，优礼有加”；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会谈“非常实事求是，抓住要领，双方都不说空话”。很明显，中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威胁”，周恩来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遥远而不可捉摸的人物了。
　　
　　基辛格还花了不少时间提醒总统有哪些东西可能妨碍他顺利访华。他敦促尼克松制止一切可能被中国看成是敌意的行动。无人驾驶侦察机暂时停飞了。尼克松不用人提醒也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六○年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就是由于一架Ｕ—２型间谍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而告吹的。基辛格还敦促总统制止蒋介石对大陆采取任何骚扰行动。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觉得他被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出卖了，他不再听尼克松的话了。
　　
　　美国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显然是北京和华盛顿所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基辛格向周恩来作的让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了一大步，但是还差美国正式承担义务这一步。基辛格归来后，美国采取了符合这个让步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开始缩减美国在台湾的九千人的驻军。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在那里驻军就不再有任何正当理由了。而且，这种缩减是符合尼克松主义的。
　　
　　第二步有关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政策。二十二年来，主要由于美国的缘故，台湾在联合国里被当作中国。一旦基辛格实际上同意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个虚构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一转变要求有一个新政策。罗杰斯国务卿站到前台来宣布这项新政策了。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甚至支持它对安全理事会席位的要求，但美国将反对任何要剥夺台湾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或它在联大席位的努力。
　　
　　基辛格在北京时已经预先向周恩来谈了美国这个新政策的大概。当然还有好多事情没有讲，但已心照不宣，美国将尽力为台湾在联合国保持一个席位，北京将对美国的这种努力作斗争，并可能取胜，届时双方将接受联合国的裁决。尼克松访华牵的几个外交问题
　　
　　除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双边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外交问题，牵涉到别国。对于这些问题，基辛格必须小心从事，以免危及即将来临的总统中国之行。
　　
　　（１）对日本的影响“旭日之国”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个问题，但原因不同。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曾对日本国内兴起的一股“军国主义浪潮”表示关切。他要求美国协助遏制这股浪潮。尼克松自己也有对日本人不信任的原由。一九六九年他曾同佐藤荣作首相达成一项重要谅解：美国答应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为军事基地的冲绳归还日本，完全恢复日本的管辖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佐藤答应限制日本纺织品输出美国。后来尼克松履行了他的诺言，可是佐藤却赖掉了。从此总统一心想报复。他开始挖苦日本人，有一次在一批美国实业家面前故意模仿日本人发出咝咝声音和弯腰鞠躬的丑态。
　　
　　基辛格没有做这种模仿表演，但也在私下骂日本人，有时叫他们“矮小的索尼公司推销员”，有时骂他们是把赈簿跟外交文件混在一起的“抠门儿铁算盘”。
　　
　　基辛格第一次密访北京时，罗杰斯曾正确指出对日本的影响问题，但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毫不在意。事实上，总统似乎巴不得冲击东京一下才痛快哩。
　　
　　过了一个月，八月十五日，尼克松为加强美国贸易地位突然使美元实际上贬了值。他明明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日元和整个日本经济发生灾难性的影响，但他又一次不经事先打招呼或磋商就干了。
　　
　　这两次冲击——中国问题和美元贬值接踵而来，加速了佐藤的下台。日美关系被冲离战后以来一直很融洽的轨道——事态的这一转折决不是北京所不欢迎的。（九）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