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访华文章：《从小事看中国大陆》（待续）
[1974年10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访华文章：《从小事看中国大陆》（待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四年十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松涛写的题为《从小事看中国大陆》的访华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系留美物理学教授，他在这篇文章中叙个人的见闻，从小处落墨，却谈到了许多人关心的大问题。）
我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初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至八月底离开。在国内逗留约两个月。曾经访问过大都市，也曾去过小地方；做过有接待人员陪同参观的“贵宾”，也曾与国内一般人民一样地住在自己家中，天天与邻居及朋友、同学聊天，到处闲逛。虽属走马看花，到底是亲身经历。所以把个人对国内的一般情形观察所得的印象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的了解。
我所谈的都是我看到的小事，我希望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和政策的精神。当然，一个旅行者所能看到的事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虽然我十分忠实地写下我的所见所闻，但是对这些见闻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正确，那只是我自己的推断力问题，无伤于我看到的事实。
一、地狱或天堂
许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报章杂志总在强调国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别人去解救。虽然近两年来已有亲身经历的报道，在海外流浪多年的人总难免心有所疑，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过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只是另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类社会，人们有足够的衣食，大街上熙熙攘攘。如果一定要问与从前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人民在非常安定的环境中埋头工作，努力建设国家。
过去许多报道都说共产党当政以后，国内人民富的变穷了，穷的更穷了。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富与穷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从前所谓的穷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即使没有被饿死也有被冻死的可能，现在很难使我想象还会有人被冻死或饿死了，因为我从未看到过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至于说富人变穷了，我是相信的，因为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要铲除不劳而获的观念，使全国人民能平均分享全国财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不过只是高调而已，多半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我相信任何到过国内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情形的确是如此。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从事何等工作，基本上生活水平是一致的。自然，中国这么大，要说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相同是绝不可能的。譬如说江南鱼米之乡，生活总要比西北或西南贫瘠地区舒服些，这在国内叫做地区差别。一定要消除这些地区差别，恐怕还得一段时间，除了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问题外，还得有现代化的冷冻设备。不过比起维持八亿人口的温饱，这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会逐步解决，不必要付很大代价去强求的。
二、社会与人情
在国外常常听说台湾、香港或海外华侨社会的人情味如何浓厚，言下之意外国人社会便缺乏人情味了。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人情味是否越浓厚越好也很难说。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能够亲身领略到人情味浓厚的若不是“富贵中人”也一定是“有办法”的人，从未听说有达官贵人天天请穷途潦倒的人吃饭。倒不如外国人，除极少数外，一般人都是把个人困难隐藏起来，见人笑脸相迎，大家相处都淡如水，既没有所谓“浓厚”的人情味，自然也较少有世态炎凉之叹了。
国内的情形怎么样呢？没有回去过的人也许会以为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哪儿还有人情味可言。最近被招待回去参观过的人自然会觉得人情味极浓，我说说我个人经历。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回国探亲的，除了父母亲与弟妹外，在申请时我并未提到任何其他亲戚要看望。另一方面许多人都以为回国访问者一入国门便会有人陪着，无法自由活动。我在申请时既未说到我的职位，也没有提研究专业，一到广州，便大致由我个人行动。
先说入境检查，这是我二十六年来首次与国内官方人员接触。在罗湖下车，有人领着过了小木桥进入深圳国境，解放军同志看一看护照便通过了。到了海关被领进休息室，一杯清茶招待等候检查行李。几分钟后便有人来领我进入一小房间，全部行李都在，两位海关人员与我寒暄几句以后便开始工作。他们工作很仔细，差不多每件物品都看了一下，但他们的态度却是非常和善，和我问答时就象闲话家常。
从广州开始，我便是自己行动。火车售票员的态度并不可亲，但也不算不好。
从株洲到杭州，车中与我同房的是解放军高级干部，他为人豪爽，和我很谈得来，我请他抽一支美国烟，他欣然接受，并以湖南特产的一种高级茶叶为我泡了一杯茶以为报。他告诉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中他当新四军的一个营长，我问他当初怎么打的，那么快就席卷全国。他微笑着说，在长江以北是打的，渡过长江以后就不打了，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是靠两条腿跑来的。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国民党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跑，就这样从南京、上海一直跑到广州。言毕我们相对大笑。这一路火车上与他同住一晚不仅是一种享受，也很象是新生训练，他给我简略地介绍了解放后的社会，也使我熟悉了一些国内常用的字汇。
我问他政府对人民结婚与生育是否有所限制？他说有的，不过是完全站在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的立场。规定是男女年龄之和满五十才可结婚。
生儿育女以两个小孩为准。组织上要运用各种方式劝导，国家并免费供应避孕丸。我不知道这些办法的执行情形如何，但很容易想象其困难的程度，因为中国农村人民的传统思想是多福多寿多子孙，再说若生了两个女儿总想有个儿子，或者生了两个儿子的总想有个女儿，所以配合国家政策而劝导人民节育的确是极端困难的思想工作。但是成果如何呢？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每年人口增加率已在百分之二以下，这其中还包括了近年来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我想若没有物资供应的限制，显然是不容易成功的。
三、表面与实际
初入国境，第一站便是广州。我在广州独自逛了几条街，也坐了一段三轮车。广州市街给我的印象是清洁但陈旧，路面很好但建筑物看来象是几十年未经粉刷，霓虹灯彩可说是找不到了。街上行人面色红润但是衣着却很随便，可以说不论男女全部是白色衬衫深色长裤，而且几乎看不到有人穿的衣服是经过熨烫的。曾经有人根据国内都市的市面与人民的衣着判断国内人民生活单调而贫苦，经过了两个月的旅行以后，我觉得这种判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不免失之肤浅。无可讳言，中国是比较穷的，但若是政府重视表面工作，只要把几个外国人来往较多的城市装饰一下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人民政府不这样做，因为表面工作对人民并无重大意义。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无法与从前比较，但是我曾经在许多地方读到过珠江上有许多水上人家，其生活环境恰如从前的上海苏州河或现在的香港仔。今日的珠江，宁静而清洁，政府开辟了几个新村供这些在河上生活的人们居住，并为他们安排工作。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任何对解放前的中国有点了解的人现在去看看，一定会同意中国政府至少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忽视表面工作而全力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改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在我回到家乡后，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我的家乡是有四万人口的小县城，全城的面积扩大了许多。我的两个弟弟陪我在旧的城区几乎每一大街小巷走了一遍。许多小河被填成道路，使环境卫生条件改善了。从前全靠这些小河供水的，现在有了自来水了。想起从前从小河挑水来，还要在水缸中用明矾使其洁净，水缸底每天有几寸厚的污泥要倒掉。从前煮饭前要劈柴，或者烧干草，现在每家都烧煤球。要知道从前只有大都市或产煤地区才有煤球烧的。
医疗制度是另一较突出的例子，足以说明政府之重实际而不做表面工作。国内没有医药广告，没有医学博士，但是到处遍布医院与诊所，小县城中有几百张病床的大医院。从前生孩子时，穷人找邻居帮忙，高一等的可以请接生婆，再高一等的请现代化的助产士，最有钱的人才进医院。今日生孩子，都要在医院中住几天。我的一位邻居生孩子，我特地到医院中探望她，既没有人陪我去，也没有事先通知医院。那是一所有九十张病床的小医院，每一房间三、四张床不等。设备当然不算好，但重要的是其普遍性。小医院只能应付日常需要，若有特殊病症，无法应付，便转送大城市中的大医院。我在杭州华侨饭店遇到一位女同志，饭后闲聊，才知道她是一位医生，苏州人，二十年前，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便去新疆乌鲁木齐服务，这次到杭州就是护送一位病人来治疗的。
四、做与说
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是只做不说的，有些是边说边做的，也有些是只说不做的。在回国以前，我从多种不同的传播媒介中看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特殊建设，如大寨的农田开辟，红旗渠的修筑，大庆油田的开发，黄河淮河的治理及长江大桥的修建等；但是对于小地方的实际建设情形究竟如何毫无所知。这次在国内的旅行使我看到二十五年来国内确实是脚踏实地的在埋头建设。而尤其重要的是其普遍性。火车从广东过金鸡岭进入湖南，以后，我不时看到高架水泥钢筋建筑，既不是桥梁也不是高速公路。几经观察才知道是灌溉用的引水渠道。这种渠道可以说是高架河流，可见其规模之大。回想当年刚到美国加州看到农田果园中大规模由地下水管向上喷水灌溉，曾经大大地慨叹中国农民之辛劳，以为只有美国的工业基础才会有这种节省人力的设施。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会在中国看到另一型式的大规模灌溉工程。当然这些建设都是万千人民劳动的成果，但是中外古今又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若是美国的先民也象现代美国人一样只愿意按一下电钮，怎会有今日的美国？
一直到我回到家乡，沿途竟从未看到从前常见的木制水车人工踩水灌溉，我二弟在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做事，当我问起水车的事，他只是笑笑说现在我们用电泵抽水了。他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吃惊的程度却不下于在湖南看到的架空天河，因为农村到处用电泵抽水表示电力供应面之广，我很自然地就问电力哪儿来的，原来国内除了有名的大型水坝外，小型水坝不计其数，到处都是小型发电厂，穷乡僻壤也不例外。就我记忆所及，几处有小瀑布的风景区都变成了小水坝，也许这是工业化的代价吧！
我提到这些普遍性的建设，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海外知道这种情形的人不多，而人民政府也没有把这些工作加以宣传，我想共产党政府虽然不算是只做不说的一类，至少他们做的远比说的要多。五、政治与教育
大约二十年前，在台湾到处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公共场所不谈国事”。当时据说理由是保密防谍。时至今日，政治是开明了许多，这种标语在台湾是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流风所及，一般人民多多少少仍然避免讨论国家大事，为的是避免找麻烦。在我未回到国内以前，我以为这种情形在国内一定更为严重，岂料事实正好相反，国内人民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必问他是做什么的，每个人都关心国事。（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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