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韩咏华谈北京之行》

香港《大公报》文章：《韩咏华谈北京之行》 [1974年09月]

　　香港《大公报》文章：《韩咏华谈北京之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韩咏华女士谈北京之行》的专访，摘要如下：
　　
　　结束了在北京等地探亲、访问后抵港的旧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二十五日对本报记者畅谈此行见闻时愉快地说：“我今年八十二岁了，离开中国也有二十六年。这是我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首次回去。能够在晚年回到中国去，尤其是在北京逗留了五个星期，与儿女亲友们团聚，感到很高兴。”
　　
　　韩咏华女士于一九四八年离开中国，定居于美国。
　　
　　韩咏华女士此次重回中国，旧地重游，特别在北京逗留了五个星期，使她很高兴。新旧对比，使她有不少感慨，也使她掀起了一幕幕的回忆。她说：“离开中国这二十六年来，一直都没敢想到要回去看看，原因是受到很多的限制。这次能够在晚年到中国去，见到了我的儿女、妹妹；远在四川、云南等地的亲戚都请了假，兼程来到北京看我。这次我见到的亲友共有六、七十人之多。其中有老朋友、老同事周培源、华罗庚、林巧稚、冯友兰、陶葆楷、杜聿明和夫人曹秀清等，使我感到很高兴。在谈话中，我发现他们都很健康，很乐观。”
　　
　　韩咏华女士谈起了北京，就喜形于色的表示，北京实在有很多变化。今天的北京，多了很多新建筑物，马路很宽，两旁都植有树木。清华大学也比从前扩大了。特别是北京的风沙，从前很大、很猛，但是，现在广植林带，北京的风沙也就少了很多。
　　
　　她说：“在北京的人，也起着变化。他们总是说着要为人民服务。事实上，他们确是在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旅店的服务员，勤勤恳恳地工作，都不要小费，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
　　
　　在中国逗留期间，她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新中国的变化，尤其是人的精神面貌的转化，给她带来深刻的感受。她说：“无论从北京到广州，我见到人们所穿的衣服都很朴素，谁也不比谁特殊。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都埋头于工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应该的事。”
　　
　　她在谈到中国的生产建设时表示，中国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从轻工业品到二万多吨的大型机器，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制造成功的。在北京乐器总厂参观，欣赏工人自己制造的各种乐器时，她深为感动。
　　
　　她说：“从前我跟外国人学习弹钢琴时，所弹的钢琴，都是从外国运来的。可是，中国今天也能自己生产钢琴，也能生产手风琴、风琴等多种乐器，而且质量蛮好。”
　　
　　韩咏华女士有一子一女居住在中国。儿子梅祖彦，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每月工资有一百多元；儿媳则在北京大学教外语，也有一百元一个月的工资，两人每月的收入合共有二百多元。他们有一子一女，长子十七岁，念中学；幼女十一岁，在小学读书。一家四口，住在宿舍里。宿舍有两个房间，有客厅、厕所等，设备齐全。月租每月才几块钱。她的小女儿梅祖芬，在一九五一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连铁道学院图书馆工作，生活安定。韩女士谈起了她的子女，高兴地说：“他们的生活很好、很充裕。虽然物质条件不那么现代化，但都生活得十分安定。”
　　
　　她说：“在美国，由于离中国太远了，过去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所以经常担心在中国的儿女，怕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这次到中国去，见到儿女的生活很幸福，有保障，我这次真的放心了。”她又说：“从前不安心儿女的生活，主要是因为自己不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外国的制度不同，但中国人民吃得饱和穿得暖。中国人民从前实在苦得太厉害了。现在又看到了儿女的安定生活，他们又跟我一再的说，要我放心。我这次的确放心多了，他们的生活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一九五七年，韩咏华女上的丈夫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及后，梅贻琦患病，在台湾治疗，于一九六二年去世。韩咏华女士在其丈夫患病时，曾去台湾，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在台湾生活的两年里，使她了解到台湾同胞的生活情况。她说：“在台湾生长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生长的也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很多人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起来，自己也与大家的看法一样。”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