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西德的乌克兰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刊物载文

设在西德的乌克兰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刊物载文 [1974年08月]

　　设在西德的乌克兰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刊物载文
　　
　　《苏中争端的根源》
　　
　　【本刊讯】在西德慕尼黑的乌克兰侨民组织乌克兰亚洲问题研究会四月出的不定期新闻公报《事实和评论》第一期刊登费季尔·瓦西连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中争端的根源》，全文如下：
　　
　　有一派意见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发生争端是由于沙皇俄国曾经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如果这是苏中争端的基本原因，那末为什么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一直等待了二十年才提出它的要求呢？为什么中国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总的说来，在整整二十年中一直保持沉默呢？
　　
　　苏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同苏联保持兄弟关系这么久，是由于它和苏联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消灭了共产党，建立了军事专政，复活了觊觎苏联领土的大汉族沙文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要求是承认它的领土曾经被武力占领。迄今为止，苏联没有给予这样的承认，它由此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正在奉行沙皇的帝国主义的政策。
　　
　　既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两国变成了敌对的双方。因此，要解释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争端，必须从文化大革命中来寻找。
　　
　　苏联的报刊向它的读者歪曲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苏联报刊宣传，这场革命消灭了共产党的干部，从而消灭了共产党。然而，这是不对的。全世界知道，共产党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被消灭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消灭的不是党的干部，因而也不是共产党本身，被消灭的是按苏联模型建立起来的党的旧的结构。这个旧的结构曾经是党的政权，它谋求建立一个苏联型的谋私利的体制，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的统治阶级，换言之，这个官僚机构被消灭掉了。
　　
　　下面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中国实现：“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本身的事情”（而不需任何人的调解）。这个原则在苏联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实现，那里是苏联共产党“解放”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呼吁正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一个耸立于社会之上的上层已经在苏联建立起来。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同样的上层的胚胎“已被炸毁”。为了防止将来再出现这样的一个上层，中国共产党已在实行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曾经采用过的措施。那时，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必需开始有步骤地执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如下决议，即把长时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工作人员派去做工或种地，他们在那里应被置于工人的通常的生活条件中。在中国，这项措施自文化革命以来已经执行，在苏联，它已被放弃。
　　
　　这项措施在列宁领导下也未实行。这是原因所在。在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一种威胁之前很久，列宁就死了。在列宁时代，官僚主义在工人阶级的国家里只不过是一种畸形的表现。对苏维埃统治的致命威胁主要是由二千五百万户小农经济所代表的私人所有制成分。另一个威胁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谈到这一点时说：苏维埃统治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在，但是，显然不会长久。
　　
　　这样，在列宁时代，革命面临的中心问题不是官僚主义，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在俄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一代价要求建立最严厉的中央集权制，随之而产生官僚机构。
　　
　　只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完全被消灭，以及整个经济集中在国家的手上，换句话说，集中在管理国家的官员的手中之后官僚主义才变成对共产主义的致命危险。第二，还是在具有原则性的共产党干部被消灭并换上无原则的、不再受任何人监督的野心家之后。这些人既没有经受过沙皇时代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经受过十月革命之后时期的国内战争。他们受的教育不是去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去剥削工人阶级。如是，这批人形成了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新型特权剥削阶级。
　　
　　从共产党内部产生一个新型剥削阶级，表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惊人的事情，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势必产生社会主义？或者说人类是不是注定要进入另一种剥削性社会形态？即进入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资本空前地集中，生产空前地专业化，有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个阶级并不私有生产资料，而是集中地控制生产资料。
　　
　　在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希望证明，苏联官僚主义式的革命发展道路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能够避免从其中出现一种新型剥削性社会形态，并能建成社会主义。
　　
　　不能说，从共产党内部出现一个新型剥削阶级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自然规律起了作用。这个新型剥削阶级的出现同体力和脑力劳动分工是有关的，或者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同行政和组织职能分工有关。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始时由所有主——资本家组织生产。后来，这个职权移交给受雇的专家（技术人员），他们不必是私有制所有者，但是他们属于同资本家紧密地站在一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同做工的工人相敌对。在苏联，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取消，因此苏维埃制度开辟了另一种水平的社会发展情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机构已经剥夺了工人和农民在十月革命中得来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将这一权利转让给技术人员了。后者人为地阻止组织工作和行政工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合并，因为在这个新型的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中，上述的分工对技术人员（组织劳动者）的阶级特权来说是唯一的基础。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努力加速和“人为地”消灭生产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分工，以便消灭他们之间的对立和一劳永逸地消灭（以前的资本家）组织者剥削生产者的现象。它是通过下面的办法作到这一点的：不仅给予工人国家权力，同时还给予组织公共生产的权利，还引导技术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引自《共产党宣言》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十大决议的上述引文说明了这一点。
　　
　　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争端是两种新产生的历史性社会形态之间的争端：前者是生产极大集中和专业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后者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
　　
　　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希望中国返回到官僚主义的发展道路。苏联报刊称这是“使中国共产党复活”（实际上是使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机构复活）。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对苏联新的统治阶级说来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现在的苏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敌人准备一有机会就在军事上干预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所谓的“左的修正主义”。
　　
　　苏联的新型剥削阶级还没有完全背离十月革命的思想。在国内政策方面，这个阶级已经是完全反革命的。它剥削劳动人民，它不会做其它的事情。但是，为了同十月革命保持某些联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正在试图将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就”向外部世界转移，正象波拿巴·拿破仑的政权，在法国蜕变成一个取胜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以后，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向外部封建主义世界转移一样，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将持久的革命变成持久的战争。今天，全世界日益知道，苏联正在步波拿巴的后尘。
　　
　　苏联共产党在它的波拿巴式的扩张中乐意依靠西方的共产党，它在西方共产党中收买了一些领导人，以便使这些共产党人掌权，最终占领这些国家。苏联共产党支持一些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削弱与它敌对的资本家。灵活地把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同对资本主义不满的西方工人的斗争以及殖民地（发展中的）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加强苏联国内的极其严厉的殖民政权。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内的党的官僚主义同俄国民族主义的专家治国论者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专家治国论者希望苏联摆脱扩张的波拿巴式的军国主义，放弃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国家的发展从属于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单单在苏联的疆域内使一个新型的剥削制度（国家资本主义）地方化并使它“永远”存在下去。迄今为止，苏联的专家治国论理论家的世界观是五花八门的，它的最著名的代表是罗伊·麦德维杰夫，安德烈·阿马利里克，《时不待人》的两作者佐林和阿列克谢也夫，以及其它人。另一方面，工人利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残酷迫害，被监禁在精神病院里。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还没有得到巩固。这个事实显然阻止它向外部世界扩张。另一方面，它经济上的停滞可能推动它更迅速地进行战争冒险。
　　
　　这期公报的目的是帮助世界了解苏联当前制度的本质，它的军事目标，特别是苏联准备发动反华战争的危险性。这样的一场战争可能容易地燃起世界大战。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