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报道:《赵浩生谈再度访华》
[1974年08月]
香港《文汇报》报道:《赵浩生谈再度访华》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二——三日从《赵浩生谈再度访华》(中文)为题转载纽约《群报》的一篇报道。《文汇报》在按语中说: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赵浩生今年五月再度访华,返美后,美国《群报》记者访问了赵教授,撰写一篇专文刊登在七月二十一日的《群报》上”。文章如下:
这是我第二次回去。此次我是作为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的一个团员,我们在中国旅行了三个礼拜。从五月十日广州入境,到杭州、上海然后再坐火车一直到西安、延安,从延安到北京,这是我们的行程。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回去,和第一次回去比较起来很有意思。
去年是我离开中国二十五年第一次回去,去的感觉都象在作梦,在天安门广场走路的时候,都自问这是真的吗?每一刹那是梦是幻还是真的都有这种感觉!今年这次回去这个感觉马上落实了。“落实”是我在中国学到的一句话。
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这几年,很多人先后回去的这桩事,台湾的宣传有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中国利用乡土感情和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诱惑你回中国去,回去一趟就看够了,不会再去。可是事实证明了,不但是我自己,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等,这个证明我们的回去绝不是单纯所谓的乡土观念。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是有的,但回去看过一次以后,觉得在外国的过去二十几年是一场恶梦。回去看了,冲动的不得了,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都很想哭,象我们五十几岁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这次回去以后,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比方说在广州,只是一年,广州就变了样子,广州车站是新的,广交会展览馆是新的,东方宾馆也是新的。还有一点,这次回去,虽然我是跟着耶鲁大学的团体,跟着团体活动,我也有很多单独活动的机会,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我的母亲、弟弟、弟媳妇都到了北京,我和他们一齐出去玩过好几次。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颐和园去,我穿着中山装,跟大家完全一样和母亲走在一块儿,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注意你,这种感觉的舒服,只有一个譬喻可以形容它,就好象小孩躺在母亲的怀里无忧无虑的感觉。在颐和园的那几个钟头,当时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心情,后来回来想想,只能这样形容法:你想我在美国虽说住了二十多年,人家看我一下子觉得很蹩扭,这次回去,我有单独的活动,自己叫了车就走了,没有人跟我一块儿,而且这次走过的地方多半是我以前去过的,所以从地方上的一草一木到旅馆的女服务员都会记得我,他们很亲热,譬如你爱人怎么没来,你不是说要带小孩来的,怎么他们没来啊?我每次到外国去旅行,回到美国来,都没有这种感觉,始终觉得在美国是作客,在那儿是回家了,这种心情是清清楚楚的。
我这次由于和耶鲁参观团回去,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旁观美国人怎么看中国。比方说在深圳入境办手续入境后,在休息的地方吃午饭,我的一个同事说:“这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懂得人情味!”因为在任何国家,移民局是最讨厌的地方。可是在中国的移民局,一办入境手续就吃饭,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次安排了一段很长很长的火车路程,从上海到西安,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穿过了江南,苏北华北平原,这段路程对美国人对我都太大了!我们一到火车站,一看火车上写的:“上海—乌鲁木齐”。火车从上海出来,看见江南景色是一片青葱。到了苏北,这个当年是很荒凉的地方,还是一片青葱,不下于江南。最有意思的是,睡了一觉,已经到了陕西,两边还是一片青葱。你知道陕西是一片黄土高原,以前是寸草不生的,现在公社地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麦田和麦田中间是一排一排的白杨,二十多年的江山是完全变了样!这一天一夜的火车坐下来后,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他们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坐一天一夜火车两边是一片青葱的。我知道旧的苏北怎么样的,旧的陕西是怎么样的。这一看,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假的、是表面的。一天一夜的火车,两边一片青葱葱,这个安排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
我们参观了上海的一个小的少年宫,普陀区的少年宫,参观了这个少年宫出来后,我的一位同事说:“我要是苏联人我也害怕!”他所说的害怕,并不是中国要做超级大国,而是苏联人若要侵略中国,则一个也回不去!不但是这一代不敢,下一代他也不敢。还有一个小事情,我们一个学机械的同事,他一路就注意到旅馆的设备,发现“苏联专家”在的时候旧的旅馆设备都不行。虽可以用,但是总不如“专家”走后,中国人自己造的好,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幸亏“专家”走的早!这些小事很多,说不完。他们这些人本身都是专家,很多到过苏联的,都可以比一比,比得清清楚楚的。
我这一次希望能看到批林批孔,我的第一堂课是在中山大学上的,由批林批孔的老战士、杨荣国主讲,从杨先生的谈话,你会觉得中国的老年人不老。
批林批孔的事早就开始了,我们谈了整个下午,将来要一篇一篇的写出来,在那一堂课,我得到了一个建议——你要谈批林批孔,非要跟工农兵谈不可。我听到了以后,心里有点惭愧,我上次回国,所访问的都是心目中的名人,与工农兵有接触,但没有把这个当作主题写我的报告。所写的大半是在外国海外的中国人所知道的。对工农兵的意义报道的太少。听了杨先生的话,我一到了上海就访问工农兵,一个最让我感动的是上海机床厂的老、中、青、妇女,四位工人,他们给你看的都是自己受孔孟毒害的事实,譬如老工人给你看的是自己当年被打伤的疤痕等。又在上海复旦大学跟文史哲三系的同学和先生们谈话,其中很多是负责《学习与批判》杂志的编辑,他们用批林批孔主力军工农兵学习的经验,来作报告。
有一件事,每次谈批林批孔的开始,我都有这么一段开场白:“国内批林批孔,外面对这件事有点隔膜,有点误解,有点污蔑,外国报纸把谣言当新闻来写,台湾把这件事当作唯恐天下不乱,又认为中国大陆不得了啦,所以我想回来研究批林批孔作一忠实报告。”他们对我的开场白都不大感兴趣,他们认为外面了解与否没关系,外国人骂中国人已经骂了二十几年了,外国的中伤、谣言,无损他们国内的任务,而台湾的那些宣传根本不会产生什么作用,让他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痴人说梦去吧!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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