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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了解协会刊物载文:《中国与智利》 [1974年07月]

  

  英中了解协会刊物载文:《中国与智利》
  
  【本刊讯】英中了解协会出版的《中国现况》今年三月号刊载菲列克斯·格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与智利》,摘要如下:
  
  中国的革命政府从开始就执行列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在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于万隆会议上具体地表达出来,他所宣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成为中国与外国相处的基础。中国并不因对某国政权赞同与否而改变这些原则。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该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府建立怎么样的外交关系。十月革命后,有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只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关系。这不但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且是不实际的。列宁订立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
  
  中国应该怎样对待一个例如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呢?
  
  阿连德上台后,最早期的措施之一就是承认中国政府。这是符合大多数智利人民的愿望的。
  
  建立外交关系并不表示中国政府赞同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府所奉行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路线——一个长久以来被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政权所提倡的政策。中国一向支持阿连德政府对外来帝国主义压力和国内反动派压力的斗争,并且在她能力范围之内给予慷慨的援助。阿连德自己从没有宣称过他的当选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他说他的执政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他的当选是提高智利人民政治觉悟的机会,并且能够提供时间集结力量把国家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来。
  
  中国从不散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假象。一九七三年七月,周恩来总理指出,就中国的经验而言,正在争取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和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国际的支援在一些情况下是需要的,但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不应依赖外援,尤其是超级大国提供的。
  
  阿连德政府一直接受美国的援助。苏联虽有戒心,但也开始通过对智利的铜矿业和渔业投资来进行经济渗透。这次政变毫无疑问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阿连德政府执政期间,智利内部的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并没有被触动,反动阶级例如地主和依附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仍然操纵着国家机器的基本部分——包括军队、司法权、财政机关和国会。行政权(掌握在人民联盟手中)只是国家权力的一小部分。就算在政府文职机关和其他国家机构中,人民联盟的影响力也只属少数派。
  
  正当中国指出依靠内部反动派和国外修正主义的危险的同时,苏联继续倡议用“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
  
  最后的结果是难免的。政变由美国训练的军队发动。在六小时内,他们炸毁了总统府,谋杀了阿连德和逮捕了政府的成员。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恐怖时期,成千上万人受残杀。
  
  中国的反应是迅速而又明确的。她立即清楚地表示了立场。周恩来总理在致阿连德夫人的电报中称:
  
  “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强烈谴责这次军事政变,宣称阿连德总统是战死在岗位上的烈士。他并指出,我们不应忘记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谬论对亚非拉人民反帝革命事业的毒害。
  
  根据与不同的社会制度保持国家关系的原则,中国没有断绝与智利的关系。她召回中国驻智利大使,并且向被迫害的智利革命者提供协助。这些革命者往往通过中国的协助而得以逃离智利,要是中国断绝与智利的关系,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中国并不断绝与智利的国家关系的同时,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阿尔巴尼亚没有断绝与智利的外交关系,柬埔寨的革命力量亦保持与智利的关系。苏联和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则在大事宣传中与智利断交,希望借此掩盖他们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政策的彻底而又悲剧性的失败。
  
  那些批评中国不与智利断交的人应该问问自己:中国是否应与美国——一个实行一种被中国全盘否定的制度以及在越南犯下无数暴行的国家——断绝正在发展中的关系?中国反对苏联武力侵占捷克,那么她也要跟捷克或苏联断交吗?如果这个论据成立,事情在何时才能了结呢?我们不应忘记,过去世界的进步力量用来敦促美国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就是承认并不等于赞同。
  
  关于阿连德政府驻北京大使的遭遇,有很多误传在散播着。据我在北京的朋友所说,事实是这样的:当政变发生时,大使并不在中国,他正在欧洲渡假,三星期后才回到中国。在他渡假期间,圣地亚哥的军事执政团把他撤了职,另外指派一名秘书出任代办,并把这个事实通知了中国的外交部。因此,这位代表人民联盟政府的大使已不能再代表智利当权的政府。这是客观的事实。智利驻华大使的职衔并不是由中国颁布的,中国政府也没有权选择外国的大使。
  
  中国向这位前任大使提供庇护和活动的机会,不过他都拒绝了。他在政变后三个星期返回北京,并以大使的身份发出邀请在智利大使馆举行一项追悼仪式。中国政府建议仪式在另一个地方举行,并告诉他代表中国人民的群众组织将会参加。他又拒绝了这些提议,仪式就没有举行。
  
  这简短的文章里所提供的事实,或许能帮助那些被误传所困惑的人弄清就我所理解的有关中国在智利政变中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有些人希望混淆智利政变的有关事实和真正的政治意义。我相信,所有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和愤怒的人都有责任作出以下正确的结论:根本就没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回事。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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