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对记者谈访华观感
[1974年07月]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对记者谈访华观感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六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曾随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华的让—皮埃尔·恩迪亚耶报道的桑戈尔对他发表的谈话，题为《桑戈尔看到毛很高兴》，摘要如下：
问：是什么行动导致你使我国向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经验开放？
答：我访问中国和朝鲜的原因有两方面：理论的和实践的。
在理论方面，我一贯拒绝局限在欧洲逻辑的两分法中，人们可以把这种两分法概括为：一个人是好的或者坏的，一件事情是好的或是坏的，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经验——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从来不曾认为，我们第三世界的人应该完全接受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管这种解释给自己插上“共产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标签。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需要提出一些亚洲、拉丁美洲或非洲的解释。因此，我从理论着手开始对中国和朝鲜的经验感到兴趣。事实上，正象你知道的那样，中国和朝鲜的领导人，总是以中国或朝鲜的方式来自己地和为自己思考马克思主义。
我顺便提醒说，在我的书室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旁边还有毛泽东《选集》。这已经有二十年了。
从理论到实践，我对中国和朝鲜的经验感到更大的兴趣。所有不发达国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其中最严重和最迫切的是解决一般地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它们的农村群众的吃饭、住房、穿衣和医疗问题。然而，在这方面，中国和朝鲜的经验看来是成功的。我在当地了解到这一点。甚至是在农村，男女农民都吃得饱，居住和穿着都不错，他们看来身体健康。其中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异——而我在农村参观了住房——，我到处都没有看到垃圾堆。
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和朝鲜人采取了有效的方法：通过筑坝、打井和修渠控制了水，但也使用化肥和良种。这些是技术手段。关于社会手段，在这里和那里都有适应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由党领导的合作社组织，党在合作社的组织方面强调政治和技术教育。
然而，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农业是“基础”，这样，中国和朝鲜就回答了我几年来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加工工业，中国和朝鲜为重工业奠定了基础。中国和朝鲜积极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它们建立了石油—化工、钢铁联合企业，以及机床厂。我们已经决心搞重工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搞成功。
问：这次我是与作家和诗人谈话。你在访华期间，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毛泽东主席在你到达的第二天就接见了你，你能否为后代描写一下这位著名人物，这个八亿人民的历史象征？
答：正如你猜想到的，我很渴望会见毛泽东主席，首先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的原因，事实上，他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人民的导师，也是最年老的人之一，他坚决搞革命，这个革命如果成功，将是二千年来最伟大的革命。他有一个思想家、实干家的头脑。
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家。第三世界，没有哪一个理论家能比他更深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奥妙，其证据是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部基本研究著作。谁也没有他看得清楚，“理论”是“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
既然谈了思想家，那就该来谈谈诗人。专家们告诉我们，毛泽东，对经典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的诗，如同他的书法，掌握了中国语言的一切难点。而且即使从法译本来看，诗中的形象及其令人神往的魔力，不能不叫我们为之赞叹。
但毛泽东也是一位实干家。靠了他的思想，中国使自己的农业现代化了，越过了制造工业的阶段，为重工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掌握了原子力量。而且这还不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
他的最伟大的功绩是他在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八亿人口的国度内正在实现对人的改造：创造将把理论与实践、梦想与行动、美与力结合起来的崭新的中国人，推动他们的行动的将不再是个人利益，而是集体热情。人仍将是人，将不站在最博学者最强者之列，而站在最穷者和最受欺凌者之列，为的是恢复人的尊严。
在我心目中，毛就象是列宁，我对列宁总是怀着极大的钦佩。列宁如果活到八十岁，那他——包括在艺术领域——会作出何等的成就来呵！
问：在北京，你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几次会谈。是否可以知道你们谈到了哪些主要问题？是否谈到了刚刚成为‘‘核俱乐部”中的一员的印度的问题？
答：就象你知道的那样，周恩来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他毕竟是毛泽东主席的辅佐。他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有高度的智慧，因此他比任何人更理解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并且比任何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一思想。周恩来总理同我会谈了两种问题：中—塞双边关系，这是你知道的，和第三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谈的。
我们是从周恩来向我赞扬非洲人民在团结的道路上作出的努力谈起的。我回答说，团结对非洲人比对亚洲人更容易些，因为他们人数少一些，并且他们基本上是由两个相邻的和相互补充的人种——阿拉伯—柏伯尔人和非洲黑人——组成的。
接着，我们谈到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难问题。这是谈论最近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结果并且从中看到宝贵的鼓励的机会。
在谈到亚洲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谈一谈中国同印度次大陆各国的关系。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明智的，同时是善意的。他强调，在印度次大陆三国——第四国是斯里兰卡——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一方与印度以及孟加拉国另一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就不再会有任何障碍。
我在达卡曾向那些竭力要我不要这样说的记者说，在这件事上，我既不是调解人，也不是送信人，而是一个渴望看到亚洲各国人民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一个抱善意的人。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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