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邂逅》杂志二月号刊载大卫·马基舒的文章：《沿着苏联边界—

英国《邂逅》杂志二月号刊载大卫·马基舒的文章：《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 [1974年07月]

　　英国《邂逅》杂志二月号刊载大卫·马基舒的文章：《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
　　
　　原编者按：大卫·马基舒是一位著名的年青苏联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妻子曾在伦敦替他发起一次运动（是英国报章上热烈讨论的“马基舒案”），最后苏联允许他出境。他现在同妻子一起住在以色列，刚刚完成一部自传，内容包括他在游牧的西伯利亚的经历。中苏边界地区是不开放的，除非持有由苏联宣传机构发出的特许证，马基舒是得到《观望》（讽刺性刊物）和《苏联》两本周刊的推荐而参观该区搜集资料的。
　　
　　【本刊讯】英国《邂逅》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号刊载苏联作家大卫·马基舒的一篇文章，题为《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摘要转载如下：
　　
　　近年到过中苏边区多次，有时徒步、有时骑马，与巡逻军队一起。
　　
　　在中亚地区，边界线就攀援上下于帕米尔诸峰和高高的天山高原上。
　　
　　我想从它们的名字开始——帕米尔和天山。
　　
　　俄罗斯人喜欢美丽的名字，他们称帕米尔为“世界屋脊”。在波斯文原意里，帕米尔是“死亡之脚”的意思。曾经给这座大山命名的波斯人现在已不再宣称帕米尔是他们的地方了。但直至最近，他们还在为那小小的伊朗胜地菲尔尤扎强烈抗议。那个地方在第二次大战后没有经过流血就落到俄国人的手上，之后，俄国人就似乎干脆地记不起要离去了。菲尔尤扎在苏联南部土库曼地区首府阿什哈巴德附近，是那里唯一比较清凉的地方，土库曼所有党政显要现在都住在那里。如今，波斯人似乎已经获得失去菲尔尤扎的补偿，他们已停止激动了。
　　
　　天山的情形就有点不同。在苏联吉尔吉斯边区，不但“天山”这个中国名字仍然存在，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俄罗斯人当然希望铲除这两样东西，但那是极端困难的。俄国人从来就是把地方名字重新命名的大师，他们当然可以用列宁或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来称呼天山，但这样做一来是不够巧妙，二来会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对。至于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影响，似乎并无方法可以把它根除。吉尔吉斯人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因素，长久以来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憎恨和鄙视中国人。他们也不相信那些稚拙、絮叨不休的反华宣传，就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一样，俄罗斯人“老大哥”式的宣传引起了反感，它只会增加吉尔吉斯人的亲华倾向。而俄罗斯人处理这种危险的政治不满的方法却是出奇地幼稚的，他们更改了伊塞克湖南岸Ｋｉｔａｉ（“中国”的意思）村的名字，并且把地区首府普尔热瓦尔斯克的中式食店关闭。
　　
　　但吉尔吉斯人不会忘记他们住在中国北部的同胞，后者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反俄起义被压服后逃往中国的。对俄罗斯人来说，整个苏联——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吉尔吉斯人与俄罗斯人对立的问题。俄罗斯人大概占去了吉尔吉斯人口一半，他们称本地人为“野蛮人”。吉尔吉斯的民族知识分子正在世界渐渐抬头，他们对这个称号和情况正越来越不能忍受。
　　
　　不管怎样，还是回到中苏边区的话题吧。我曾经由伊塞克湖经过巴斯考峡到达中苏边界的其中一段。巴斯考峡里长满了罂粟和天山杉。峡底有一条河奔流着，河身狭窄而河水又深，船只不能航行。整个峡谷陡峭地向南斜起，在它的开口处的岸边就是一个边界哨站，哨站由一系列的建筑物组成，包括有营房、马厩、司令部、拘留所、储物室以及为哨站司令员和他的政治副手而设的两座房子，整个营地有围墙包围着。司令员和政治副手通常都有家眷同住。这是受到上级鼓励的，他们特别关心边防地区军官的性生活。不过一般士兵可不能得到上级这种关心，他们，正如当地人说，在三年的服役期间必需忍受忍受。
　　
　　巴斯考的哨站是一个典型的山中哨站，位于边界线的一百二十英里后面。这里的卫兵监守着峡谷的开口，检查出入证件。本地居民都要得到在护照上特别盖印，参观者事先要得到民兵的准许，而且期限是极短的。
　　
　　在大约十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简单、明确、而又可以理解的。那时并没有边界哨站的存在。当时没有俄罗斯人想在月黑风高之夜偷入中国国境。苏联的边防军还曾在盛大的仪式中把前线哨站移交吉尔吉斯牧人作为“文化中心”，然后退居后方。这个哨站被改建为一间商店，一所医疗中心和一间邮局。
　　
　　我曾在这个文化中心渡过了两个月的时光，那是夏末秋初的时节。我与牧人一同狩猎野山羊，没有人干涉我们。既没有狞猎检查官，边防军又已经离开那里。有一次我这样问过牧人们：“中国的土地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们只是含糊地指给我看。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哪里是吉尔吉斯的尽头，以及哪里是中国的开始。
　　
　　九月开始，第一场雪已降下了。地上的小径因水淹而不见了，那小小的邮政飞机也不再前来，我决定乘坐骑回伊塞克。我的牧人朋友借给我一只没有上鞍的牦牛。
　　
　　在回程第一日的黄昏，我碰见一个单独的牧人的帐幕。那个牧人非常贫穷，而又像所有贫穷的山地人一样非常好客。他邀请我共进晚餐和住宿。刚饮过了半杯酒，我们就谈起来了。
　　
　　那个牧人与他的羊群、妻子和小姨一起过游牧生活。帐幕里满是三个小孩的叫声。那个牧人是可爱而又和蔼的人，他有着粗大的手臂和脖子。他正在带着羊群和所有的东西前往中国边界上的草原过冬。当我们谈到打猎和吸血的集体农场经理时，顿时投契起来。他又邀请我与他一起过冬，保证我每天都可以获得第一等的狩猎山羊和雪豹的机会。
　　
　　“跟我们一起吧，”他说：“你不会后悔的。这里的空气是奇妙的好。在六星期左右，我们便进入中国取火药和麦粉。”
　　
　　“进入中国！？”
　　
　　“当然，”牧人回答说，并不明白我的惊讶：“进入中国。我们得在早上起程，下午就可以到达那里。而往返伊塞克则需要两天的时间。”
　　
　　“那些边防军怎办？”我问：“我想他们认识你吧。”
　　
　　牧人挥一挥手。“不要管他们！你几时在这里见过一个士兵？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事情，他们坐着没事做。”
　　
　　“你以前到过中国吗？”我问。
　　
　　“当然到过，很多次了。你带几只羊过去，便可带回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带你去乌鲁木齐或是喀什，留下我的女人看羊。”
　　
　　“你怎能横过边界？”我继续问：“那些有刺铁丝网、探射灯和了望台怎办？……”
　　
　　“那里根本没有这些，”牧人打断我的话，“只有山脉，更多的山脉。无论如何，中国人和吉尔吉斯人是亲戚。”
　　
　　那牧人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只是政治观点比较差劲。
　　
　　也许现在该谈谈那些守卫苏联边疆的人。
　　
　　那些驻守在边境上——边界哨站上——的部队并不属于苏联陆军、并不听命于国防部长。边防部队由国家安全局指挥，它的总司令直接向国家安全局主席负责。那些被派往边防部队服役三年，通常是来自俄罗斯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未受教育而又无知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过苏联和西方作家写的“危险”书籍，对西方的生活知道得十分含糊，他们都相信资产阶级在吸饱劳动人民的血后正在梦想横过边界进攻苏联。边防部队的政治人员尽量减少吉尔吉斯本族人在吉尔吉斯—中国的边区上服役。吉尔吉斯边防士兵在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远东、在西部和在北部，总之是除了吉尔吉斯以外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让那些在边区长大的人防守边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们不憎恨中国人，他们很可能同情住在边界对面的吉尔吉斯族兄弟。因此，最好是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驻守吉尔吉斯。
　　
　　在边防部队里服役比在苏联陆军里艰苦和费力得多，这也是很多边区军官要求调职的原因。军官要脱离边防部队须经过极端复杂的手续，不过那也比士兵们好，因为士兵简直就不能这样做。一个士兵在三年服役期间，甚至不可回家渡假（因为当局以为他可能会泄漏一些机密的资料，或者会与一些意图叛国者密谋）。在天山地区，“边界”与“边区”的概念是相当含糊的。俄罗斯人一定很后悔当初不划清边界的位置、不挖掘小径和不架起有刺铁丝网。现在很难补上这些东西了。不过，事实上，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正确的界线应该在哪里。至于中国人，他们很小心对待这个问题，他们谨慎的态度使俄罗斯人暴跳如雷。所以，俄罗斯人只得不停地谈论他们给中国人谷物、给中国人建造飞机厂和中国人的忘恩负义……（俄罗斯人永远不能总结经验，其实“忘恩负义”在阿尔巴尼亚事件、捷克八月事件和苏联军事顾问被逐出埃及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过）。
　　
　　最近我从吉尔吉斯首府伏龙芝出发，到过最高的山区边区哨站之一图鲁卡特。它位于二个大约一万英尺高的雄伟而巨大的雪原上，离开假定是中苏边界的地方只有数英里。在安全地跨过纳伦山脉后，我们的Ｇａｚ—６９式军车进入了阿特巴希镇。这里虽然离开边界至少六十英里之遥，但已经算是“边区”了，而生活的法则更像是一部制作粗劣的间谍电影。
　　
　　我的司机在岗哨外面停了车，因为有些文件要盖印，我便爬出车外前往对面马路一间餐厅。我当时穿了一身爬山服装，一条牛仔裤、皮外衣和太阳眼镜，颈上挂着两部照相机。这样的装束在那里当然是很奇特的。
　　
　　我还未走近柜面，就被几个人逮住。他们把我的手依“正常方式”扭在背后，把我带领到岗哨的司令部；司机正在那里整理证件。
　　
　　“我们抓到一个特务！”我的俘虏者对主管军官说。
　　
　　一分钟之后，我问那些尴尬的居民，什么原因使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唔，”他们喃喃的说：“你的黑眼镜和照相机……”
　　
　　我说一个真正的间谍不会带着照相机进入一间餐厅，这完全说服不了他们。
　　
　　我们在傍晚时到达图鲁卡特。那里的司令员刚巧不在，他的副手——一名年轻的乌克兰上士检视了我的证件，把我带进一个禁闭室。室内贴着教育性的海报和地图。那名上士坐在枱的对面，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我。
　　
　　司令员——他的名字是马拉特——在凌晨两三点钟左右回来。我立即由囚室被带到马拉特的屋子，那名上士服从地把我的背囊带到它的新居处。
　　
　　我在与马拉特共尝一瓶伏特加酒时，向他解释我要跟随巡逻骑兵巡视边区。
　　
　　“你可以这样做，”马拉特说：“但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你的坐骑溜进中国。”
　　
　　“如果溜进去会怎样？”我问。
　　
　　“我们的士兵晚上出巡，”马拉特解释道：“中国人也每晚巡逻……
　　
　　“与中国人纠缠起来就是大大的麻烦，不值得这样做。”我听了不觉微笑起来。
　　
　　我跟随的巡逻队由两个年青的俄罗斯人组成：一个中士和一个士兵。我们三人在翌日三点半起床，穿着沉重的棉衣、皮靴和羊皮外衣出发。这些装束的重量真是使人举步维艰，不过我们终于来到卫兵室等候命令。
　　
　　“你们现在是出发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界，”马拉特以一种庄严的歌剧腔调宣布道：“在以下边界部分……”他把墙上一幅地形图上的幕拉开。差不多整幅地图都布满了“中国人争夺的土地”的字句。表示边界的虚线穿过我们这个区域，那就是我们说凌晨四点钟巡逻到十点钟的地方……
　　
　　我们骑上马背，在那月色下闪烁的雪原上奔过，马儿很小心地跑着。
　　
　　“你的任务是监视着天空。”那中士告诉我。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见一架飞机、或一枝火箭、或一个伞兵，你就发出像鹰那样的叫声。”中士解释道。
　　
　　“我不懂得发出鹰那样的叫声。”我告诉他。
　　
　　“那就发出其他的声音吧。”中士这样决定。显然他在那晚并不预料会看到飞机、火箭或伞兵。
　　
　　“行军时不许抽烟或谈话。”他这样命令。
　　
　　不管怎样，一个小时后，我们下马“周围视察”一下，然后大家都燃起了香烟。
　　
　　“我们是在中国吗？”我向中士低声问，打破了山间死一般的沉寂。
　　
　　“我不知道，”中士说：“可能是。”
　　
　　“你是从哪里来的？”
　　
　　“罗斯托夫地区（译按：在莫斯科北部附近）。”中士回答说：“再过八个月零十三天后我就回家了。”他郑重地说，简短而流利。
　　
　　“你不喜欢中国人吗？”过了一会我又问道。
　　
　　“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立即反击说：“看我们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而他们……看看，他们有七亿人，可能更多。他们当中任何人连两个铜板都没有。他们会把我们当早餐吃掉。而他们多么蠢——他们吃蛇的，你相信吗？”
　　
　　这里那名士兵插嘴说：“他们像蚂蚁一样——布满在每样东西上面。如果我们现在不粉碎他们，将来我们的子孙就会变成斜眼睛了……”
　　
　　“但你怎样粉碎他们呢？”我问：“他们会反抗的。”
　　
　　“他妈的问题就在这儿。”那士兵同意我的说法：“应该在很久之前就把他们扑灭，要在他们有原子弹之前。现在可能太迟了。”
　　
　　“行军时不得谈话！”中士说：“是离去的时间了。”我们又再排成单行横过雪原。地平线上射出一缕银色的阳光，把天空染上碧玉和黄金般的颜色。
　　
　　（转载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