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1974年06月]

　　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完）
　　
　　（续昨）对比起来火药在中国起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官僚社会，官僚封建主义的基础结构，在火药武器出现了五百年以后，仍然继续存在，正如火药未发明之前一样。火药始于唐朝，到了宋朝，还没有很广泛的军事用途。后来在宋金及宋元的战争中才得到很大的发展。
　　
　　当然，农民运用火药的例子很多，例如岳飞几经辛苦才打败的起义领袖杨么就使用火药。然而，中国却没有笨重装备的武士和贵族封建的堡垒，新武器不过是在旧武器清单上添上一项；新武器并没有对古代文化和军事官僚的制度有较深的影响。每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例如元人，最后都要继承这种制度，因为当时再没有另外的方法可以统治中国环境的社会。炼丹术和现代化学可是，接着下来还有一点：我得强调火药不仅是一项技术成就。显然它确是一项发明，这是说有别于一个“发现”。很早时，就发现了硝酸钾这样东西，我们可直追溯到四世纪的葛洪和五世纪的陶宏景，当时甚至已有钾的焰色试验。但这只是发现，不是发明。可是，把三样东西混在一起就是个发明，而不仅是科技性的成就。它不是由手艺工人或农民所发明，亦不是由泥水匠发明，而是来自道家炼丹术士的系统研究。当然他们没有象近代式的理论作依据，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理论。相反的，可以证明当时已涌现了颇为详尽的学说，还依物质的亲和力作出分类。这种分类法与亚历山大的冶金术家的同感性和反感性很相似，但更为先进，而且唯神论的味道就更少得多了。以基本物质的分类作为起点，一些炼丹术士提出只有类同而性异（阴阳不同）的物质才会结合，而另一些炼丹术士却持异议，认为其他的配对也可导致组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想法在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刚萌芽时的重要性——而这种概念却肯定出现在唐朝甚或更为早一些的时候。在前面我们提到有神秘感的炼金术家时，我们说及同感性和反感性。同感的意思是物质喜欢结合并产生新东西；反感的意思刚好是相反。同时，我们称呼他们为炼金术家而非炼丹术士。炼丹术士这名词指只对长生不老术（炼仙）有兴趣的人。好了，炼金术家的兴趣却是炼金，和仿制珠宝，同时他们相信他们能点铁成金。
　　
　　这就是两类型的兴趣：伟大的亚历山大人（位于尼罗河口的大城，约于公元初始的五世纪里，他们在那里工作，我们称他们为亚历山大炼金术家），他们不感兴趣，也没有想到仙丹和长寿。与此同时的古代中国，则流行着炼丹术的论说，讨论着长生或者是长寿。事实上，中国的炼丹术从开始就对仙丹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些仙丹能赋予人们以不死或长寿——中国早期雏型化学的特征，而欧洲则不然。一般人都不认识到，中国的炼丹术，通过了阿拉伯，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耶黎克色（ｅｌｉｘｉｒ意即长生不死药）这个字是阿拉伯字。我们知道，约于公元七○○年开始，中国的炼丹术对阿拉伯就有很大的影响。一二八○年，罗杰培根象中国人一样提出了通过特别的处方和不同的药物，以求达致延长生命。他毫不含糊地声称：设若懂多一些化学，就可以将一般的生命年限大大延长。到了文艺复兴时（大概是公元一五○○年），中国的影响来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探讨中国对欧洲化学思想的影响。）柏拉塞西（一四九三——一五四一）这位可以称为从西方炼丹术过渡至化学的划时代伟大人物，于一五○○年（大约）曾经说过，炼丹术的目的不在于制造黄金，而在于制造治病的药。这是极其伟大的警句，这就是柏拉塞西大约于一五○○年左右在德国所说的话。从那时起，棒子由波义耳（一六二六——九一），传到拉科西（一六四三——九四）及远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约一八○○年才开始的现代化学手里。当然，最初是罗杰·培根及外来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但却是一脉相承的。但我还要指出，没有了那些由健康与长寿所引起的兴奋与热情，西方的化学是没有半点基本的灵感的。这是每个探讨现代化学的起源的人所得到的全部真相。天文学与时钟自古以来，中国就注意到星宿，他们有天文台、观测星宿位置的仪器和操纵这些仪器的工具。
　　
　　我们有三种方法测定星宿在天空中的位置。我很想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知道：今天天文学家用以测定星宿、射电天体或其他任何天空物体的座标系统，是中国的系统，不是希腊的系统。我相信在座中知道这事的不会超过三个。欧洲人知道这事实的也极少。阿拉伯人在天体定位方面亦不见高明；他们量度的是在地平线上的距离（即平经）和高度（平纬）；而这却是一个很坏的方法，因为在不同方位的地面上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希腊人量度的是黄纬及黄经；亦即以太阳运行轨道与黄极为参考轴和点。这也是一个要不得的方法；因为在这些所谓“黄道座标”上是没有东西运行的。你们祖先所用的方法是较合理的，他们的根据是天赤道及天极，事实上就是应用所谓“赤道座标”，因为所有的星都围绕着天极而转（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转动）。它们都各自绕着一条与极星成一定纬角的线而运行。这是现时所知关于浑天仪之所以在中国最早发展的重要一环。这个仪器由很多个环组成，模仿着天面。在望远镜未出现之前，这是用来决定星宿位置的仪器。事实上，它们仍是现代的天文望远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望远镜十分庞大，不象古代中国竹管（望筒：见《淮南子》）那样一目了然，故此我们看不到浑天仪的存在。浑天仪是在中国后汉时期和张衡的名字一起出现的。但浑天仪可能已在公元前一百年由一个名叫落下闳的前汉人制造成功了。事实上，浑天仪的图已在《星经》出现过（一部有关星宿位置十分重要的书），并且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石申和甘德（约于公元前三五○年）。他们对于星宿方面的知识，实际上比西方希腊同时期的天文学家希柏克斯来得先进。
　　
　　中国的测量都是以赤道座标为依归的。其中一个最精细的仪器是苏颂在开封所建造的浑天仪。这个仪器最特出的地方是配有一个时动器。现代的望远镜都附设有时钟的功能，使得望远镜能慢慢随星而移动并且将观察到的现象拍摄下来。若仪器不能随星宿移动，我们便不能拍摄一些光源暗淡的星体照片了。这种装置在一○八八年于开封已制造了，当然不是附设于望远镜中，因当时还未有望远镜。
　　
　　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所有关于钟的历史书籍，都有一大片空白。我们先谈及的是埃及和巴比伦的计时器，都不过是基于让水从某些容器中流出或流入的原理。换言之，与古代中国的刻漏并无二致；然后，我们便突然看到有关近代钟的描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便好象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应填补上中国有关钟的六百年历史；直到近年来，西方人士才知道这个事实。有关中国钟的历史的最佳记叙是在一○九○年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书中提到一个与钟类似的机器——时动器，它位于天文钟塔的最下一层。这个钟用来带动一个装在塔顶的浑天仪。在中间的一层有一个天球仪。这是一个在表面上有星宿位置的固体球。这种被称为机械钟的灵魂的逸脱机制是在苏颂更早的一个时期发明的：大概在七二○年，由一个名为一行的僧人和他的合作人梁令瓒所发明。梁令瓒好象是一位在工部里工作的小吏，也是个卓越的数学家。他们两人约于七二○年合制了这第一个逸脱机制（司行轮），上述主要说明了在所谓空白的一段时间中国已有了六百年的制造时钟的历史。我们可称这种时钟为水力机械式时钟，因为它的一部分采用机械运动原理，另一部分依赖流水推动。这个创造对欧洲的影响甚为深远。只要想一想没有了时间的量度，科学的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其他的量度如温度的量度当然亦属十分基本，但缺乏了时间的量度简直难以想象。现代科学对时间的准确量度有基本的需要，而欧西人士一向都很自然地以为这是他们的发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时间的量度的发展全靠一行、梁令瓒和其他后人包括尤为著名的苏颂。
　　
　　这发明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我们还未谈到时钟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机械式的时钟所以使欧西人士如此兴奋，是因为时钟具体化了宇宙的模型：那个在顶层被推动着的浑天仪实际上是个宇宙模型。学者林·怀特说：“到了十四世纪中叶，机械时钟突然触动了我们前人的幻想；早期表现于兴建教堂的民众自豪感，现在表现在制造以复杂著名的天文时钟。正当行星在滚圆和外滚圆上运转时，天使吹起了号角，雄鸡在啼叫叫，或许还有些皇帝将相在报时讯号声中两阵对垒。只有能拥有这些机械天文时钟的欧洲市镇才算得上威风凛然。如此，长久以来美化着中国皇帝宫殿的机械时钟，进而替欧洲的城市国家服务；这些城市国家也在不久之后打破了压抑着和围绕着它们的封建枷锁，把世界带到一个人所公认的新时代”。静止的中国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我想指出和回到我开始时所说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事情在西方引起这样重大后果，而中国则可以回避过去，没有多大改变呢？当我们说到和阐述科学的时候，往往会在科学的定义上引起不少的混乱。如果我们将科学只是说成现代科学，那么它的确是发源于欧洲，而且在十六、七世纪——在那个时候加利略的光辉正刻划了一个转折点。但是这样则和科学或技术是个整体的观点不相符了：因为世界各地，古代的、中世纪的人民已为这昌盛的时期奠下了基础。我以为现代科学只发源于西方和加利略时代的说法只说明了：在当时当地发展了针对自然现象的假设和理论的数学化，并且人们懂得以数学方法探索自然。即是说，把数学和实验结合起来。要达到这突破的境界，是要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的。为什么这个突破只在欧洲发生至今仍是一个社会学要研究的题材。那时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新教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几件事是联在一起的，不易界别、割裂开来。
　　
　　现在来谈第二个疑团。有人要问现代科学因何单在欧洲发展？他们提出这问题时，并不追究因何在封建官僚制度下的中国于十四世纪里反而更有效地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人人都知道马可孛罗到了杭州，就认为那里是完美的天堂。事实是：中国官僚主义的精神似乎助长了科学的早期发展。举例来说，汉朝使用的雨量计对官僚制度很有用处，因为当官的极想知道数周内会不会引起泛滥。——测定青藏高原上的雨量是件极为有用的事，因而也获得发展。试想由僧人一行和当时的钦天监所策划的一个极不寻常的远征队；再想一想这个远征队跋涉一千五百英里，从印度支那到蒙古去测定一条子午线；再想一下那些跋涉到爪哇去绘制南半球的星图的运征队——而所有这些都发生于八世纪期间。简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同时做过同样的事。后来到了清代，“里”这一个距离的单位又配合了天体和地面上量度的标准，这就是说将地球上的某一个地面距离制定成“里”的标准。这比公里用来处理从天至地的数据要早约一百年。所以千万不可小觑中古时期中国的科学成就。
　　
　　现在让我在最后一段话里清楚地概述一下这个所谓静止不前的中国——这个给世界贡献了这么多发明和发现的国家（而这些发明和发现对西方的社会结构来说曾起了计时炸弹般的作用）。首先以我的看法，静止这滥调一向出于西方的一种误解。应该说中国缓慢而稳定的进步，被现代科学和由它在文艺复兴后所引致的一切后果所超越了。如果中国人来到欧洲，看到了所有的情况，或者反而觉得欧洲有的是一个不断动荡的文化。同样欧洲人对中国熟悉了以后好象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中国永远都不变一样。这当然是无稽的。西方有一个普遍的信念，以为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可是由于愚昧，或可说聪明，只晓得用它来做爆竹，至于它的威力则只有留待西方才会利用。这是极为荒谬的想法。我已说过，早在九一九年，中国已将火药用在战场上。我敢说西方或许对巧妙的战争方法有特别的嗜好。这些通俗见解的真正含意是：除非由西方把原先的知识发展下去，否则就不能做出更伟大或富有创造性的事来。
　　
　　中国人务求朝南筑墓，而发现美洲的却是哥伦布；中国人发明了蒸气机的雏型，而把水蒸气引动活塞的却是瓦特；中国人晓得用轮转动风扇，但只为宫殿降温而用；中国人了解物竞天择的规律，但只用于饲养金鱼。诸如此类的偏见，都被历史上证实为谬误的。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都有很大和很广泛的用途，而这些用途始终被操纵在一个有极其稳定标准的社会中。我相信中国的社会无疑有不少自发的类似人体自控的机能。自控的机能有如一个衡温器，在外界影响之下，能够自行保持新的平衡。我想欧洲有的是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不知何故中国则有这一份自控的机能。
　　
　　你们祖先的国土就如生物一样能自动调节，在变迁之中不断保持平衡，有如一个调温器。以自动控制的概念来看，它是一个能紧朝着不变的航向前进的文化。好象具有一副自动导航仪器一样，无论遇到任何扰动，包括由那些很基本的发明和发现所产生的扰动在内，总会通过一套回控系统使它恢复原状。中国好象一块不断转动的磨石，来自它的火花会点燃起分布在它四方的火绒，而磨石自己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转动。
　　
　　我们又怎样去理解欧洲的不稳性呢？有人把这现象归究于那永无满足的浮士德灵魂的抱负。我却喜欢从那群岛形的地理条件去着手。我的意思是：只要你翻开欧洲的地图，不难看到从波罗的海至地中海，到处伸出如挪威半岛等无数的岛屿，象群岛一样。传统上欧洲有着各自为政的城邦制度。这十分重要的传统，是基于海上通商，基于一群相互排挤的、黩武的、只占有小块国土的专制君主；更基于欧洲面对着异常缺乏金和银的情况，和欧西人那种不断追求自己做不出来的物品，如丝绸、棉织品、香料、茶叶、漆、瓷器等的欲望。这传统亦基于拼音语言，而这些语言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分裂趋向，引致无数纷争不休，方言各异的国家的建立。
　　
　　相反地，中国是一大块紧凑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公元前三世纪起就是统一的帝国。中国从来就有一个直至今天仍然是无可比拟的行政传统，蕴藏着丰富的矿物、植物、动物的资源。而且那单音的象形文字的发明对中国起着一个强大的维系作用。（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