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1974年06月]

　　香港《大公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
　　
　　《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待续）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九日转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篇讲演。《大公报》介绍说：
　　
　　“李约瑟博士为英国剑桥大学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为出色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社会、人民、文化有浓厚兴趣。他除了采用李约瑟这汉名外，还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在中国科学史上的研究，李约瑟博士的成就是卓越的。他所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了五册，还有两册在筹备中）已成中外学者推崇的经典巨著。”
　　
　　讲演题为《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摘要如下：朋友们：
　　
　　我不能以中文演讲，因为很不幸，这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我能阅读及书写中文，但从来也说得不流利。所以我虽然希望用你们的语言，不过今天下午还是要用英语了。我现在要讲的讲题，恰当地说是震撼世界的十个、二十个、或三十个发明及发现。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些中国的发明及发现和他们陆续传到西方及欧洲的史实，有趣的却是，这许多甚至全部发明及发现在欧洲社会都引起了震天撼地的影响，而中国社会却有异常的吸震能力，以至几乎不为所动。虽然我在演讲的结尾时会再说明这问题，不过这却是今午演讲的关键。
　　
　　远在现代科学萌芽时期——文艺复兴之前，中国人已有不少发明和发现。这些发明和发现后来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各地去，并且在那里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一些西方人士很容易便接受了下面的错误观念：中国人成功之处肯定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我觉得消除这个错误观念是很重要的。
　　
　　当然，由于象形文字的局限，上古及中古时期的中国科学发展，很少外传。所以印度、阿拉伯和西方通常从中国文化领域中只能接受那些实用的发明；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人本身只是些经验主义者；相反地，在中国的中古时期就有了大批的自然科学理论、系统化的实验纪录以及很多准确得惊人的数据。当然，直到现代科学统一化之前，中国的理论家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特色。这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理论的数学化只在西方，而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关于三大发明我相信在座的一些朋友也听过弗朗西斯·培根在十七世纪的名言：
　　
　　“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这三种发明都不为古人所知。而且它们虽然起源于近代，但却是模糊不清和未受到应有的荣誉。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些是弗朗西斯·培根大约于１６００年所说的话。后来的学者，理应对事情的真相了解得更清楚了。但他们似乎总是满足于让这些发明的来源继续模糊下去。譬如，当伯里（Ｊ．Ｂ．Ｂｕｒｙ）讨论文艺复兴新旧派之争时就以三大发明为理由支持了新派。然而他在整本《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１９２２）中，甚至注脚里，也不见有指出：发明并非源于欧洲。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
　　
　　我们今天下午将谈谈弗朗西斯·培根所列出的发明和发现。关于印刷的问题，我们知道公元八六八年已有金刚经的印本，这就是说木板印刷于九世纪出现了。毕升于十一世纪中叶创造了字粒和发明了活版印刷（这事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有所提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再谈谈一些较为偏僻的事：就是火药的起源——人类所知道的第一次化学爆炸。在实用化学方面，这个发明的重要性是很难会估计过高的。我想，火药起源于道家。由于一些从事于炼丹术的中国自然哲学家的努力，人们可以依照他们提供的方法，制造火药。炼丹术的发展在中国非常重要，我将会再加解释。炼丹术本身有一套理论，得到一定的发展和产生了一些不寻常的结果。无可否认，火药武器的发展是中国在中古世界中伟大成就之一。
　　
　　首先，我们发现第一次提到碳、硝石（硝酸钾）和硫磺的混合法，是在九世纪唐末。有趣的是这记载出现在一本道家的书中。书的作者告诫炼丹术士不可草率地把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尤其不要象一般术士所喜欢的、掺上砷。因为这样的混合物能导致爆炸，烧掉了胡子，炸毁了作坊，因而影响了道教的声誉。
　　
　　自此以后，事情发展得颇快，在九一九年火药已用作喷火器的导火线。到一○三○年，火药已开始应用在简单的炸弹和榴弹中。早在一○四四年，一本叫做《武经总要》（曾公亮编）的军事百科全书，就提及火药的配方，较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纪录为早。欧洲第一次提及火药的时间是一三二七年，或是一二八五与一二九○之间，总之是在一○四四很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十一世纪初的炸弹、榴弹并没有装上强大爆炸力的火药。那时的火药，不象后来两世纪的增加了硝酸盐的份量。只用硝酸铅是没有可能制造高爆炸性的火药的，用以制造火箭燃料还可以。毫无疑问，这些火药很近乎火箭燃料，燃烧时发出如火箭发射时那样的音声，而不是破坏性的爆炸声。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火焰箭在中国出现了。这些火焰箭镶有燃烧的箭头。象今天的火箭一样，是以燃料推进，不是以弓发射的。这里，我们马上能领会到，天然的管状物——竹是如何重要了。中国人很幸运的懂得利用竹管制造多种工具，象天文观测仪器的窥管。竹管也为他们提供了制造金属枪管、炮管的模具。事实上在明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约１６２８）里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很特殊、直径很大的武器的描述：在粗大的竹管里，放满火箭燃料，加上碎铁和其他类似的东西，以增强它的杀伤力。这种武器是专向爬上城墙的敌人作近距离发射的。西方的科技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它们的效能虽很低，但由此可见在未采用高度爆炸性的炸药之前，已借助于射弹武器了。在这方面竹杆的应用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只要在上面装上一枝箭，然后在管内放满一种含有低量硝酸盐的燃料，火箭就可以发射出去。在现今太空旅行的时代里，或许不用我详述你们祖先最初怎样向空中发射火箭吧。
　　
　　接着下来的是这种武器的重要演变——发展为铳枪的过程了。这肯定于十二世纪，大概是一一二○年，当宋人正在保卫国土而与北方的女真族人作战时发生。陈珪著的《守城录》里，有一段关于汉口以北的一个城市的保卫战的记载，叙述了一种叫做“枪”的火器的制造和使用。虽然这个‘‘枪”字在后来也用以描述现在的枪枝，但在当时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它们只有一支充满火箭燃料的管子，紧缚在长矛的尾部，管口向外，有如一个喷火器。这种“枪”在防守兵士手中传来传去。毫无疑问，对付敌兵越城墙的进攻，它们起了一定的阻吓作用。到了一二三○年，即元朝初期，宋与蒙古战争的后期当中，就有关于确具破坏性的爆炸的描述。例如，我们知道宋兵和蒙兵都曾爆破了对方的城门。
　　
　　一直到大概一二八○年左右，古代第一枝金属铳枪才出现。我们不知道它在那里首先出现。阿拉伯人约在一二八○年（一二九○或一三○○）使用了一种他们称为马达发（Ｍａｄｆａａ）的铳枪或炮，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它是在那里——在中国，抑在西方先出现。西方于一三二七年有了类似大炮的东西，关于这种武器，牛津图书馆藏有一份附有插图的手卷有所说明。我和我的合作者都认为金属炮管起源于中国的可能性，远比起源于其他地区为大；由于中国历史上有竹管，而且事实上中国人的头脑中很早就有管子的概念，看来金属管在其他地方首先发展似乎不大可能。此外尚有一个有趣的小迹象显示出它是始于中国的，因为现存最古老的铜炮及铁炮都是中国制造的；在江苏省长江北岸的南通博物馆就存有一些，时代大约远溯至十四世纪中叶，或是一三六七，或是一三六一。这比西方有日子可稽考的都早了一段时间；金属炮管之始于中国又得一个证据。好了，火药的发明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我想略谈一谈为什么说是惊天动地。惊天动地诚然是一个形容词——一个很方便的隐喻，但实际上确是如此。
　　
　　历史学家从莎士比亚时代以来，就确定了那些十四世纪古式大炮的炮声敲响了中古封建堡垒的、从而也是西欧军事和贵族封建主义的丧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再谈下去了。你们可能有兴趣记着一四四九这个年份。在这一年，法国国王的炮兵队将那时仍在英国手中的诺曼第堡垒逐个摧毁，平均每月攻陷五城。火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陆地上，在海上也有极深的影响。它给予地中海的多桨奴隶船以致命的打击，因为这种船不能提供在海战中使用的稳定炮座。
　　
　　这种奴隶（或囚犯）船大概有一百支桨，或许更多一些，可能有二百个的划手。船身是狭长的，目的在于方便进攻或逃跑。但有趣的是，由于这种船在海面上较那种圆、大而且笨重的船前后左右摆动得较为厉害，故此不能提供一个适合火药武器使用的平台。单为这个原因，这种船便逐渐在地中海消失，十七世纪后就不再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下，这是火药的人道的一面。我觉得必要说明：这一点一般人在提及火药时都贬低它，因人们只联想到它在军事上的应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化学炸药的应用，对人类交通往来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力。所有隧道的开凿、移山和填海等等，没有化学炸药，都没有动工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火药异常地慈悲的一面，因为用人力划的多桨奴隶船是非常浪费而又非常可怖的事情，驱使奴隶去划这些可怖的船是西欧的一种特色。在这方面，有趣的是中国从没有出现这种船，这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祖先在航海方面远比我们西方的祖先来得先进。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
　　
　　另一件值得提及的奇怪事情：火药在欧洲出现之前，即是说在十三世纪的时候，有另一种发明，虽然没有直接导致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但起了铺路的作用，这种发明称作炮。炮只是一种长杆，一边用绳缚在地上，一边有一个抛弹器，用很多人将抛弹器拉下，便可将弹抛射到对方去；这样你可以抛掷任何物体。例如在中国，他们将死马抛进敌人的城里以骚扰敌人。你能够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又能摧毁坚固的石墙堡垒。这是在火药未到达欧洲前一百年左右的事。从这个发明，我们也可看到具有中国特征的抛石机的影子。与此同时，有一种阿拉伯的发明亦传到了欧洲，那就是均衡炮石重量的石坠，我认为在这方面阿拉伯人的功不可没。石坠比人牵动来得更有效。有了一个重物，让它自由坠下就是了。只要一拉动机掣，抛射物便依照抛物线飞去了。无论怎样，在火药出现前一百年，中国已有弓炮了。这种发明对欧洲的封建堡垒有很强大影响。
　　
　　在这里，我想多提一个同等重要的发明——这些发明真是不胜枚举——现在我是说骑马用的马镫；这也是一个中国的发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感觉到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以前发生在中国的事，而且不知道它们对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受到的影响。供骑马用的马镫实际上起源于中国。假如你想看看历史上第一个马镫的模型，你可从晋朝（约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的陵墓石刻中找到。有些人对于足镫还有争论。有些人认为这是在土耳其边境的野蛮的西蒂安人，北方波罗的海岸边游牧的立陶宛人或是亚法斯人——匈奴的某些分支所发明的。但是经过严格的分析后，我们仍然倾向于中国发明这个说法。
　　
　　公元四百或四百五十年之前，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马错的记载；第一个记载是在公元四百七十七年。而在公元四百年之前，在晋代的墓刻里，已有清晰的描画。所以无可怀疑地，这一定是从中国开始了。我想，中国或许从印度得来一些启发，因为在印度，他们有足趾马镫，是一个可以将大拇趾放进去的小圈。印度人是不穿鞋的，而在中国北方的人是穿鞋的。所以，无可置疑，马镫是从足趾马镫发展过来的，而效果显然是更好了。因为可以利用全腿的力量将马上的人稳定在马鞍上。我们可以从印度萨齐（Ｓａｎｃｈｉ）的雕刻见到足趾马镫，这只有居住在炎热地方的赤足民族可以使用，并不能传得太远，但中国式的马镫却可以遍传世界。在西方，到了八世纪初拜占庭跟匈奴和亚法斯人打仗时，才出现马镫。马镫来到西欧的结果自然是举世震惊的——而且是绝对需要的。
　　
　　才华出众的科技史家连·怀特（Ｌｙｎｎｗｈｉｔｅ）如此写道：“很少发明有如马镫那般简单，而很少发明又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把动物的力量应用在短兵相接中，让骑兵跟他的马结合成一个整体。初期亚洲骑马的射手不是如此的。例如在跟匈奴作战时，汉族的骑兵射手和波斯的骑兵都没有真正的跟马结合在一起。但是当你有了马镫，在短兵相接中，整匹马的力量就发挥出来。”这是说，马上的人不需要用很大的气力，他只需要指引攻击方向，而马的体重就可以带他前冲。随此而来的是，西方的士兵披上愈来愈重的盔甲。这就是马镫，盔甲，长矛等这些我们所熟识的封建骑兵，欧洲封建时代武士道具。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成千年的纷争，大半由于中国发明的马镫。
　　
　　我以为饶有趣味——甚至引人入胜的是：正如人们可以说中国的火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促进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而中国的马镫则为这个时代催生。
　　
　　好了，说了这许多并不表示中世纪的欧洲人在发明方面是无能——我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是我想指出：欧洲的命运，欧洲的历史时常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些非凡的发明上，而这些发明并不是始于欧洲，而是从远处的东方传来的。
　　
　　（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