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卫》周刊文章：《为什么中国对贝多芬持不同意见》

美国《前卫》周刊文章：《为什么中国对贝多芬持不同意见》 [1974年05月]

　　美国《前卫》周刊文章：《为什么中国对贝多芬持不同意见》
　　
　　【本刊讯】美《前卫》周刊五月一日一期刊登欧文·西尔伯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对贝多芬持不同意见》，摘要如下：
　　
　　近来，不论是资产阶级报纸还是修正主义报纸，都象报道重大新闻一样挖苦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
　　
　　特别引起开心的是关于“纯”音乐的辩论，其中具体提到了伟大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作品。
　　
　　一如所料，任何地方的报纸都没有摘引中国的批判文章。《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惯用的手法就是一例。他的报道说，北京宣称“贝多芬和舒伯特是颓废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作曲家”。这些形容词全是舍恩伯格加的，不是北京所用的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关于这场辩论所用的标题是：《丑恶的北京谣言说：贝多芬是资本家》。汤姆·弗利在三月六日的《每日世界》（美修报纸——本刊注）上写道：“毛分子开始攻击贝多芬了……其方式或多或少象他们歇斯底里地谴责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夫子。”
　　
　　（我们可以认为，弗利是根据第二手的资产阶级材料，因为中国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他所说的类似的话。）
　　
　　资产阶级评论家，如舍恩伯格，不能称为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目前这场辩论的真正实质根本没有丝毫的概念。比如，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的标题是《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文章批判了那些说“音乐本身就是音乐，而决不是什么其它”的人。文章说，“这些人对音乐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就是视而不见。”
　　
　　这里涉及的问题，应该说已很明白，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间的典型辩论之一。
　　
　　在《人民日报》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是相当混乱的。许多人说，‘‘一首仅仅是叫《降Ａ大调奏鸣曲》的器乐作品怎么能有政治内容呢？”这一辩论的事实表明，在中国有一些人恰恰提出了这种没有阶级的观点。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评论家都得出结论说，这场讨论显然是很荒唐的，因此只能付诸一笑。弗利就在《每日世界》上这样写道：“完全是愚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但是，我还是倾向于笑。”接着，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员多么追根究底以及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对列宁生平和著作的难以形容的无知”，弗利向这场辩论发出了明确的答辩，他写道：“我们的毛派朋友们似乎不了解，贝多芬正是列宁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
　　
　　弗利的意思是不是想要表明，提出“正是列宁”的认可就使贝多芬不是资产阶级作曲家了呢？或者说，由于卡尔·马克思钦佩巴尔扎克，是不是就改变了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的阶级属性了呢？
　　
　　贝多芬是一位耸然屹立的音乐艺术家，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在当时是进步的阶级意识。他的音乐曾有助于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中国的另一篇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三月十三日）上，文章在谈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时说，“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谋求解放等反封建的反抗精神。”
　　
　　但是，正是这同一个资产阶级，现在成了垂死的和反动的社会制度的保护者，这种制度继续把自己裹在过去的文化荣誉的外衣中，以便给人造成它仍在起进步作用的错觉。象贝多芬等一些艺术家，尽管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曾起过进步作用，但都有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全人类性”这个概念在那时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因为它是作为打击顽固的阶级特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而提出的。当贝多芬在第九交响乐的唱词中采用席勒的词“四海之内皆兄弟”时，他表达了所有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情绪。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全人类性”已成了反动的概念。它否认阶级斗争，好象组成世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了“兄弟”，或者更直率地说，它是阶级合作哲学。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懂得，虽然无产阶级继承过去时代的伟大文化遗产，但它是批判地接受这笔遗产的，始终注意它的阶级内容。
　　
　　人们预料到修正主义分子会在这件事上攻击中国，如果他们只是由于明显的机会主义的原因，以为他们在谴责这些可笑的中国“疯子”同时就可以证明他自己尊敬他们的资产阶级同僚的话。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修正主义的放弃阶级斗争必然也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出来。
　　
　　这就是关于伟大的贝多芬争议的实质所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