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报道《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
[1974年05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报道《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五月号刊登于净采写的一篇访问记，题为《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摘转如下：
任峻瑞是耶鲁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一九五二年在美国出生。她的父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任之恭教授。一九七二年七月，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三年学业的任峻瑞，随着她父亲组织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访问团去中国，并且获得批准留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她在中国一共住了十八个月，除了在北京大学学习之外，还在工厂与农村各劳动了两个月左右。
任峻瑞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她回到美国之后，《华盛顿邮报》曾刊载了一篇她的专访。哈佛大学的燕京学会也请她去作了报告。为了能详细地了解她在中国的经历与观感，笔者最近特地走访了任峻瑞，并与她作了一次长谈。
任峻瑞的中文程度远远超过笔者事先最好的估计。她能听、能读、能写，并且能说一口流利而带北京腔的普通话。十八个月的功夫能够掌握一种困难的语文，更基本上了解了一个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任峻瑞自己说，“我在中国的一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学习目标最明确、学习成绩也最好的一段时间。”读过这一篇谈话记之后，相信读者们是会同意她的这一个自我评价的。
以下的对话是根据当时的录音而写成的。
于：你到底是怎样申请去中国的呢？
任：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参观团一道去的，他们替我申请的。我是个小孩，反正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意见也没有。北大生活
于：你在北大怎么住？几个人住一间？
任：我住的是两个人一间。我的同屋是一个到内蒙古插队又回来的学员。
于：你和同屋处得来吗？
任：很好。她其实也是和我差不多，从小是在城里长大的，本来也不会做活，不会做饭。可是到乡下去了几年以后，什么都会了。什么苦也能吃，什么活也能干。
于：你呢？
任：在中国你要想当一个外国人也可以。他们知道从外国来的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一样，所以什么都给你优待。可是如果你自己愿意，你也可以和中国同学一样。在这一点上学校的领导很好，他们说不能对我们太照顾，应让我们适当地锻炼锻炼。
于：你们是怎么锻炼的呢？
任：也没什么，起初我们还到留学生食堂去吃饭，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改到普通食堂的。
于：平常是不是还有劳动？你参不参加？
任：学校并不要求我们参加，不过我们自己要求参加劳动。有挑土、挖地、挖防空洞、挑水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盖图书馆和游泳池。
于：伙食怎么样？
任：一般吃得都不错，也有人比较俭省，吃得就不那么好。
于：学生对食堂的口味常有意见吗？
任：有时候有，就给食堂贴大字报。食堂的大师傅有时候也给学生贴大字报。比如说有人把饭菜剩下，糟蹋了，他们就贴大字报，提醒学生不该忘记工农兵送他们来上大学，不该浪费粮食等等。
于：国内大学生穿得都很朴素。你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多，有没有注意到一般同学对穿是怎么个看法？
任：一般来说，大学生穿的比工人、农民要朴素得多。不过上海同学还是比较讲究一点，他们会把领子这么翻一下，那么弄一下，北京人就赶不上。据说也有流行的颜色，去年是灰的特别流行，前几年比较流行蓝的。不过这都只是风气，你绝对不会因为穿衣服而感到压力，和西方大不相同。
于：除了外国期刊以外，北大图书馆是不是还有许多外国书籍，比如文学著作这一类的？
任：有很多。外国文学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作品，外语系的学生都可以借。在工厂劳动
于：能不能讲讲你自己下厂的经过？是你自己要求去的吗？
任：是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一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算是有了个初步的认识。虽然中国的大学里也有劳动，平常也有时要下乡，并且学校里他强调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体验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是怎么个样子。我们提出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的要求后，学校领导觉得应该先去工厂，试试看，然后再决定可不可以去农村。所以我们就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
于：你在工厂里都做了些什么？
任：我先后在三个车间做过活。因为我们一方面固然是要体验工人的生活，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一下工厂的一般管理情况。最先是到工具车间，做钳工，工作比较轻松。这里的好处是有机会和一些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师傅谈话，听他们忆苦思甜。第二个车间是铸工车间，和广里的“铁姑娘”班在一起。她们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先进单位，精神面貌特别好。尽管这个车间的工作非常累，每天都弄得很脏，天天都要洗头洗澡，但是跟铁姑娘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她们年纪都很轻，中学毕业不久，活泼极了，体力也特别好。中间休息的时候她们还打球、唱歌，好象一点也不累。第三个车间是装配车间。这儿工作比较忙，也可以说最重要。这个车间的工人年纪都比较大，精神面貌、劳动态度和活力都和那些铁姑娘不一样。我觉得要对中国工人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也得从这些人身上看才行。他们已经不是生气蓬勃的年轻人，经年累月干的总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单调的活儿，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有责任感。在世界观上，在对劳动的态度上，西方的工人同他们比就相差得太多了。
于：和铁姑娘们谈过思想问题吗？她们在思想上解决了“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这个矛盾没有？
任：谈过。其中好几个人已经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决心要学老师傅们，干一辈子工人。但是我想这个思想矛盾在年轻工人之中总是会存在的。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我下厂的收获之一。人要不怕死，轰轰烈烈的一下子死去，还容易。要能长久不怕吃苦，就需要有更高的思想水平才能办到。教育革命
于：你回到北大还继续参加学习吗？
任：参加。有时候学《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时候学中央传达的文件。后来反复学习十大文件。还有就是有关教育革命的和批林批孔的一些材料。
于：能不能谈谈在北大是怎么搞教育革命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任：最主要的是贴大字报，开学习会、批判会。其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农村，没有参加。后来我回来参加了总结大会。这个会上总结了一些揭发材料，批判了学校里存在的一些落后思想。
于：都是些什么样的落后思想？
任：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有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是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由教授管理的超出社会控制的地方。他们说外行不应该管内行。有些人否定教育革命以后的新事物。还有些旧知识分子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所以认为不应该注重阶级斗争，应该多训练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材。他们时常强调现在的学生程度赶不上文革以前的学生。甚至有人有定命论的思想，认为农民是土包子，教不会。
于：这些思想正是海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常提到的。你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你认为这是落后的？
任：我想主要还是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些思想。假如你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你就会同意这些思想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妨碍的。不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大学就容易变成一个象牙之塔，大学毕业生就容易脱离群众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就不会好好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就建立不起来。不过多数旧知识分子还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至少也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因为受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束缚，不能立刻热心支持新生事物。有些人对新生事物要求太苛，一上来就要求它完美，不完美就说它比不过旧事物。
于：海外多数知识分子也是爱国的。他们主观上很希望中国快一点建设起来，看到了文革中间教育和科学研究停顿了一阵子，文革之后又好象在应该怎么办上面迟疑不决，所以心中很着急。不知道你回来以后接触到没有？
任：在耶鲁有些从台湾来的同学也跟我提起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接触还很少，你怎么个看法？
于：我想主要是因为海外多数人受的是西方式教育，思想上比较都倾向西方。同时，他们没有工农兵的感情，又没有功夫、没有条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他们对国内的一些措施，比如教育革命吧，就比较不容易接受。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说不管谁，能把中国搞好就行。所以，我想应该问的问题是：不实行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建设中国、把中国搞好？也有许多人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原则我都同意，可是老是搞运动，贴大字报，攻击这个，批判那个，哪里还有时间来建设呢？他们说为什么不能平平静静地从事建设呢？
任：国内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
于：我想这就要承认所有事物的发展必然都有一个过程。多数人在做科学实验或是工程设计的时候，也是抱这种态度的。他们知道很少会一试就成，总要反复尝试反复改进才行。但是到了社会问题，他们就不免从一个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永远过太平日子。我想，既然科学实验，工程设计都需要一个过程，看社会问题，尤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改变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个大问题，就更得承认这中间必然会有一段复杂的过程才行。中国政府天天都在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把这两件事并提，而且还把革命放在建设的前头。可是海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却只愿见到建设，不愿见到或是忽视了革命这两个字。我觉到应该考虑一下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不搞新事物，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任：这次教育革命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比较更了解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是有先进的与落后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同时存在。主流当然是先进的、正确的，可是也不能忽视那些落后的、错误的思想。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我看群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体验农村生活
于：你在农村干了些什么活儿？
任：主要是割水稻。以后拣白薯、摘棉花，也平地、整地、扬粪、脱粒儿，什么都干一点。
于：我不能不佩服你。实在是不容易。
任：起先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学中文学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时，就觉得把苦与死放在一块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我想死是一下子的事，死了就不知道了，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苦要活着天天受，就比较可怕。后来听人说劳动的时候应该“一不怕脏，二不怕累”，我又觉得脏了大不了洗掉，累可不好受。所以我没有下厂下乡之前，的确很没有把握。后来证明劳动关并不是那么难过。就是再累，睡一觉起来，又不累了。就象脏了可以洗澡一样，还是能够恢复过来。尤其是在农村睡热炕，特别解乏。我觉得难的还是跟农民打成一片，大概是缺少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和一些老大妈谈天，就不容易。主要印象
于：有些西方人去中国回来之后说中国人太严肃，“尽是工作，没有娱乐”。你有什么看法？
任：中国一般人工作是比较紧张，但是我看也有足够的娱乐。在学校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是属于娱乐的。在工厂里也一样，比如那个铁姑娘班，她们在每天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唱歌，她们自己还编了一个快板的节目。其余电影，公园，游园会，戏剧文艺节目演出，体育节目，都可以说很好。在农村，活动比较少一点，但是大家串门子串得特别勤。这里面有一个生活目标的问题。你要是没有一个生活目标，觉得天天都要吃喝玩乐，还要加点刺激才算是娱乐，那你无论花多少时间在娱乐上面，也会觉得不够，觉得人生没意思。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有生活目标，所以他们对工作就抱不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工人的表现尤其明显。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他们造了机器建设祖国或是运到外国去支援第三世界，那工作本身虽然好象是很单调，又很累，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快乐，很有意义。
于：最后一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你在中国的一年半，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你对中国的看法与没有去之前有什么不同？
任：这实在是个大问题，很难答。最主要的印象大概可以说是觉得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好、很有前途的国家。说好，得要说是主要的是好，大部分好，不是一切都好。我想我去以前和回来以后的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比较了解了应该怎么样看问题，分析问题。我没去以前印象也是好的，但是那是一种很简单很静止的看法，觉得中国既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该是什么都很好，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我比较知道看中国不能那么简单地看。看到好的，也要看到坏的；看到进步的，也要看到落后的。看到中国的前途光明，也要看到困难。但是光这样也还不够，还要分析到底什么是主流？是好的一面、前途光明的一面为主，还是坏的一面、困难的一面为主？在中国偶尔也听到有人抢钱。在农村里偶尔也听说什么地方的地主坏人把干部给杀了。也还有些老年人迷信。听说前年旱得很厉害，又有人想拜神求雨这些。如果对好的坏的不加分析，看不出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那你就会觉得中国还是乱糟糟的，就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得不到正确的印象，对中国的光明前途也不敢肯定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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