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北极》月刊登载沈已尧文章：《石正公社－

香港《南北极》月刊登载沈已尧文章：《石正公社－－故乡新忆》（待续） [1974年03月]

　　香港《南北极》月刊登载沈已尧文章：《石正公社－－故乡新忆》（待续）
　　
　　出了市区，走上黄泥路，两边有加利树构成一条荫凉穹道，车子飞驰而过，只有在修路的地方才慢下来。坡度大的路面削平了，木桥全换成钢筋水泥的。时常有护路车拖着铁扫把刷平路面。所以除了晴天有灰尘外，并未有一点危险的感觉。记得当年到广州念书，没有直通定期汽车，坐小船走东江，需时约一周。现在从广州到平远，一天汽车就到了。
　　
　　我们坐的公共车是广州造的。发动机在驾驶员右方，象一件椭圆形的行李摆在车前正中，外形和外国公共车难有分别。这个车子在我这次回家路上，发生过两次小故障。停车修理时，后来的车子都停下来帮忙。这种不自私的表现，是新社会才看得到的。
　　
　　路上吃了两顿饭，一次在增城，还有一次好象在龙川。就是在那些乡下饭店里，也有一两张桌子指定为招待华侨的。饭店一般都挤得很，一定要站在吃饭的人旁边等候的。乡下如此，北京也如此。如果政府没有安排，华侨一下子是找不到位子吃饭的。何况，华侨没有粮票，要给予特别关照。我发现从南洋一带回乡的华侨很多，而且在过去一、二十年来也不时回乡的。老家石正公社车子从早到晚跑了一整天，爬过了斗龙顶，在月色朦胧下，我睁开眼睛，猛然看见了南台，它象一头狮子在村前俯伏着，卫护着久别的故乡。石正到了！车子在镇上街边停了十分钟。店铺都睡了。决定先到平远去，多走二十分钟，明早再回头来找亲人。
　　
　　平远原名大柘乡，为全县中心，县治现设在那儿。大多数我所看见的房子，是原在南洋回乡的百万富翁私人所建的；我住宿的旅店是最近才完成的两层西式建筑。
　　
　　早上，红日初升，小镇上行人寥寥，显得异常安静。有几面大墙贴满了大字报。看来就象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出的壁报。有一家餐馆已经开门，进去吃了一碗猪肉稀饭。回到旅店，请服务同志先打电话通知森弟，然后坐公共汽车回老家石正公社去。
　　
　　石正车站上站着许多人，是上市的人顿足看热闹的吧？我望见其中一位高举着右手，拨开众人冲向前来。定神一看，原来就是森弟。他情绪相当激动，不断喊着：“欢迎哥哥回来！”步下车，不少人过来说话和招手，可是一时都联想不起来了。经过介绍后，才想出几位亲友的名字。
　　
　　森弟拉着我的手，显得分外亲热，后面跟着十来个亲友，一边谈笑，一边沿着梅石公路走向家里。“想不到哥哥离家那么久，家乡话没有忘记。我还以为要请人翻译呢！”森弟再问可还记得左边这块高地。我说这里以前有个碉堡，是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而建造的。他说：“碉堡扩建后成为公社仓库。现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单粮食就存够三年了。”右边原是大竹墙围着的天主教堂，现在不见了，也没有问，可能改为小学校了吧。
　　
　　在路上还有一些人走前来招手，森弟提醒我这些人是以前的同学。经过一个小丘，这块青绿的园地不是以前星罗棋布的坟场吗？路旁的小铺子，摆了各种日用品，价格和广州一样。浙江绍兴酒卖到此地在旧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
　　
　　约二十分钟，就走到了老家。首先觉得路近了，房子和池塘也小了，虽然屋后还添了一层房子。其次觉得小孩子真多。第三个印象是他们的生活比从前好了。我抵家的日子，早稻还未收，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记得抗日战争中，有一个最艰苦的年头，当时稀饭也没得喝，人们都上山挖一种蕨科植物的根，磨粉充饥。现在我亲眼看见他们每天仍吃干饭呢。
　　
　　接着，我抱怨自己无知，为什么要抱只热水瓶老远回来。家里多的是热水瓶，桌上摆了三四只，看样子是用了很多时候的了。我还有一个抱怨是农家的厕所没有多大改进，有些家屋和畜舍未完全分开。有一次人家问我有什么不习惯，我笑着对生产小队长说：“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下次回家前，我先要打听一下。”他诚恳地解释说：“我们早已注意到这问题。不过事有先后，下次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善这个地方。”害人虫不见了朝房子四周看看：正堂的祖宗牌全不见了，池塘旁边那个“阿弥陀佛”没有影子，正门外数百码处大榕树下的“土地伯公”失落在一大片金黄色的稻田中。我问：“小时候，每月初一或十五，祖母要我上香的所在都不见了。那么故乡还有没有这一老套？”弟弟简单明了丝毫没有伤感地回答：“祭祖烧香这种事情早没有了。一年有三次假期：阳历年一天，阴历年一星期，十月一日国庆一天。假期到来，亲友彼此往还，交换生产经验。新年舞狮到解放军家门，贴光荣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日故乡那些害人虫，现在都差不多不见了。最令人奇怪的是：小孩子身上没有疮癣，农民床上没有臭虫跳蚤。听说，乡下到处流行用一种农药，便很容易对付那些东西。狗猫虽不是害人虫，但也少见了。夜不闭户，养狗何用？作伴吗！中国多的是人，祖国政策先要照顾全体人民。
　　
　　油粮布是民生三大基本需要，政府有计划地全盘管理。据我家立新生产小队不完全的报告，去年的情形：每人每年计，配稻谷四百二十市斤，棉布票一丈三尺六市寸，糖票十二市斤。花生油自种自榨。人造纤维不用票，无票棉布加价，三寸当一尺计。婴儿用糖另有配给。依我在故乡所见，补钉衣服不多，一般小孩子的衣着不止于蓝灰色，女孩子们的内衣大多是花花的，从露出的领子可以看得出。
　　
　　在农村可耕地属于集体的，不能耕的旱地称为“自留地”。“自留地”依所处地形地势及大小平分给邻近居住的人家，作为种菜，种花生或种果树等副业之用。在故乡几乎每家都养猪，尤其要养母猪。出卖猪时，上调百分之六十，政府按国家牌价收购。我在故乡时，包骨猪肉按国家牌价每斤六毛一，无骨猪肉每斤八毛二。百分之四十归农民自由处理，即自己食用或送到自由市场上出卖。集体保险制度从前石正乡找不出一位西医，只有少数半吊子中医。我的母亲就死在走江湖的庸医手里。现在的石正公社有许多“赤脚医生”。他们受过短期训练，兼晓一般中西医知识，可以治疗日常小病。姑母的孩子，就是一位“赤脚医生”。他也是我小时候同学，有一天下午，他来探我。从前病情严重的，要送到百里外的梅县黄塘去，那里有一间外国人办的医院，一般农民是无法享受的。现在二十里外就有医院，可以为每个人动各种手术。虽然如此，故乡农民告诉我，他们最怕生病，因为要自己付药费，不象工人和政府机关人员有国家负担。别的公社有些正实行一种集体保险制度似的，农民每年缴纳很少的费，就可以享受免费医药治疗。这种新办法，去年还未推行到我故乡。
　　
　　农民还未丢下多子多孙的包袱；婴儿死亡率降低，老年人寿命延长，因此石正公社人口自解放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现在约有二万二千人。弟弟的大女儿，去年十八岁，就结婚了。她的爱人来看我；我看他也只是不出二十岁的孩子。一般说，中国新规定的婚龄，男的为二十七，女的为二十五，只是一种劝导节育的办法，并未强制实行。但是，我看都市里的工人和党员干部的确奉行这规定，他们至多只有一两个孩子。（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