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1974年03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续三）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三千多万英亩）；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坡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办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或七百磅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实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道，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工业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续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