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1974年03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登载何炳棣的文章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续二）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象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邲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庄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历。这种弥遍全国的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己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综合古今，楚庄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曾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还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而且往往是无偿的援助。
　　
　　新中国是否真尊重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部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助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续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