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星岛晚报》刊载朱学璋的文章：《试论孔子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纽约时报》专稿：《中国要顺从的知识分子放心》
[1974年03月]
香港《星岛晚报》刊载朱学璋的文章：《试论孔子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纽约时报》专稿：《中国要顺从的知识分子放心》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二月十八日刊载朱学璋的一篇文章，题为《试论孔子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摘要如下：
尊孔抑或贬孔？——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学术界争论着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反映着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
首先，如所周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孔子的吹捧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孔子生存于中国社会发生大动乱的时期——东周后半期，公室卑弱，大夫兼并，宗族制度在瓦解，家庭制度在兴起。当时的形势正是天下大乱。
这些情形，对孔子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那时孔子曾是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警察总长”），为了加强鲁君的权力，和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进行斗争，要拆毁他们的都城，结果却没有成功；而孔子摄行大司寇时，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为由，杀了鲁国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更为世人所诟病。当然，这事是否属实，在史学界尚有争论。孔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诛戮了少正卯，并不足怪。试观今日世界之政治舞台，又何独不然？
史家争论之孔子有无诛卯其事，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倒不如探讨孔子的思想观念较为现实，因为这种思想意识在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因此，这类学术上的探讨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所周知，孔子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礼乐与仁义。
这些内容，乍听起来，端的美丽动人，但是深入一步研究，却不难发现，那种用正定名分的方式规定的君臣，父子，长幼，男女等范围，不问是非曲直，永远不能逾越（否则便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就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使暴君“名正言顺”地专横残忍下去，人民则生生世世被压迫下去，绝不能反抗，闹革命。试一设想，如果照孔子的论调来衡量，则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岂不亦成了“不守本份”的“叛逆”？毋怪乎有人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为“长毛”，而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备极褒扬；亦毋怪乎有人在眼见满清皇朝腐败无能，国将不国之时，还主张君主立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了。看来，这一切无疑是受了孔子的伦理道德影响所致。因此，在这一点上，对孔子的伦理道德的理解，亦正是拥护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分水岭。在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自称为“孔生门下”，都希冀遵循孔子指引的道路，去读经作文，求取功名，是以孔夫子实可谓士子飞黄腾达的“敲门砖”。如果按照孔子的一套行事，中国一定会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八日刊登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二月七日发自香港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札记》《中国要顺从的知识分子放心》，摘要如下：
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参加谴责孔子——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师表——的群众运动，“自觉改造世界观”。同时，他们还得到保证说，只要他们跟得上步伐，这个运动就将温和地对待他们。
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为，发动这场新运动的人把它称作是文化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回想起一九六六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斗争”。现在，知识分子被告知，抛弃这个古代的贤人可以是愉快的事。提出这种证词的是中国最著名的学院派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他过去总说，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之所以是合适，恰恰是因为它保存了孔子的理想。
冯教授现年七十九岁，是久经意识形态运动的人了。的确，从一九五七年的作为所谓“百花”运动的后果的“反右派”开始，在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历次重大运动中，他都是批判的靶子。上周，冯教授在他最近所写的三篇批判孔子的文章的最后一篇中承认，他最初对这场新运动感到紧张。他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象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对于我确实是一种幸福。”
冯教授前几天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对于“党对象我这样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表示感谢。
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谴责文化革命是“洗脑筋”。他认为那不值得理会。他说：“洗脑筋有什么不可以？人经常要洗脸，洗澡，洗去身上的脏东西，而洗去脑子里的脏东西有什么不应该呢？”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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