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社驻北京记者报道：《文化革命》

南通社驻北京记者报道：《文化革命》 [1974年02月]

　　南通社驻北京记者报道：《文化革命》
　　
　　【南通社北京二月十三日电】题：文化革命
　　
　　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以及恢复文化革命某些前提的问题，是中国公开的宣传工具近来进行的强有力的思想意识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看来还在中国官方报纸的元旦社论中就最直接、最正式地提出了“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照惯例，这个社论是一定时期内的纲领性文件。在此之前，几家大报纸的刊头都印上文化革命的某些指示，而此后，便更多地每天都印上这些指示。
　　
　　不寻常的是，仅最近几周内，报纸的刊头就十次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简短的同一条论断，说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在于在中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不断重复这些论断以及在上述社论中强调指出，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和“重温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指示”，这些可以看作是某种状况和情绪的标志。
　　
　　在教育方面，重点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制度，以保证工农兵，即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能受到大学的教育，而不能只向那些想“读书做官”的人敞开大学的大门。
　　
　　另一方面，直接与批林运动相联系的批判古代哲学家孔夫子的运动还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迫切性，表明党决心象文化革命期间那样反对“独立王国”，即反对建立地方权力中心，反击当时被批评为不良倾向的集团活动、派别活动等。这样一来，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特权和走后门，其明显的标志是，一个大学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个学生向学校要求退学并得到了批准，因为他是他的父亲通过自己的某种“关系”把他弄进学校的。当然，这不是文化革命的简单重复，因为在中国，解放之后从来没有以同一名称和同一形式重复过任何一次运动，因为一向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记取经验。但是，不断革命这条线以及有力掀起的革命气氛，对于中国的目前状况来说是明显的和具有代表性的。人们还发现，如上所述，也指出了在六十年代后期进行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来，对小说《生命》又进行了公开批判，这部小说是不到两年前在沈阳市出版的《工农兵文艺》杂志上刊登的。批判中说这部小说反对文化革命，歪曲这一运动的全部历史，并看不起群众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因此，小说的批评者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文化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或者直接地说，是歌颂它，还是反对它或者甚至于诬蔑它。据从批判的语气看来，这三种情况都有，而上述小说被宣布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报纸说，这部小说的出现表明，在文艺领域仍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同时，国内普遍的革命化气氛透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不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在这些领域正在取得越来越好的成果，这些成果显然会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稳定和改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