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士刘易斯访华报告：《中国人民》

加拿大人士刘易斯访华报告：《中国人民》 [1974年02月]

　　加拿大人士刘易斯访华报告：《中国人民》
　　
　　【本刊讯】加拿大《温尼伯论坛报》公共关系经理刘易斯一九七三年访华回国后，多次作访华报告。现将他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民》的讲话稿摘要刊登如下：
　　
　　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在中国访问五天后获得的印象。我想谈的是中国人民。是什么东西鼓舞着他们？他们过去的情况怎样，他们现在处境怎样，他们将来也许会怎样。
　　
　　我是从九龙乘火车到达边界车站深圳的，我的同座是一家老公司怡和洋行的一位年青人。怡和洋行多年来一直在同中国进行贸易。
　　
　　我问：“中国情况怎样？”
　　
　　这位年青人回答说：“中国的生活是苦的。”情况的确是这样。
　　
　　人们——青年人和老年人——工作非常辛苦。田间的活是用手操作的，经常看到人们弯着腰干活。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使生活舒适的东西他们一点也没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个普通公民拥有汽车。在上下班最拥挤的时候宽阔的街道上出现骑自行车的人前后衔接非常拥挤的景象。
　　
　　“中国的生活是苦的。”但是在你这样说时，你还必须说中国的生活改善了。
　　
　　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的那些日子，即毛泽东主席执政前的那些日子要好。在那时，有一些富有的地主、军阀，而亿万人民生活在奴隶或接近奴隶那样的条件之下。
　　
　　那是蒋介石和在他以前的其他人执政的时代。不仅人民极为贫困和知道饥饿的味道。那时他们是感情冷漠的人民，屈服在他们的压迫者的枷锁下面。
　　
　　当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武装冲突。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军援是帮助他击退日本人的侵略的，但是他却用这些军援对付他自己的人民。这场革命的成功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
　　
　　我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是一场不甘心再受压迫、并对毛主席的号召作出响应的亿万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群众运动。
　　
　　这场革命还在进行，它并没有完成。这是因为今天它继续是一场由中国的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的群众运动。
　　
　　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我看来在许多方面它是非常民主的。象在加拿大一样，进取心和首创精神在那里是受到鼓励的。作出决定并不是高级管理者的特权。工厂的工人和农村公社的农民都有发言权。
　　
　　使中国处于目前这一境况的毫无疑问是由于毛主席的哲学和教导。在教育群众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在革命前几乎没有人能看书写字。现在，几乎没有人不能看书写字。
　　
　　我们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宣传使中国人民都洗了脑。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人民都受了教育。
　　
　　我承认，我曾经讥笑毛的教导。但是这是因为我对于毛的教导的意义完全不了解。我是无知的。
　　
　　现在，我通过亲自阅读，通过访问中国并同中国人民交谈而接触到这些教导，我发现这些教导的原则是有很大意义的。
　　
　　在农业、工业或在任何其他活动领域里，一个为人们熟悉的毛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自力更生和努力工作是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键。
　　
　　我表示希望参观一个农村公社，很快就做出了安排。我参观的这个公社有五万五千人，分散在一百一十个村庄里，我不知道公社有多少土地。
　　
　　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并希望我去参观的东西之一是刚在一个月前完工的一项灌溉工程。
　　
　　水是中国的命脉。他们蓄水，开渠道输水，不浪费一滴水。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是多山的。
　　
　　这个公社的人民已经在山的一边修建了一座水库，但是感到失望的是，所蓄的水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所以村民们和生产队长们开了一个会，采取自我批评这一通常的作法。
　　
　　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去争论政府的补助以及哪一级政府拿出多少钱。没有哪一级政府把事情强加给他们。凭着自力更生和努力工作，他们继续前进并完成了任务。
　　
　　他们并没有使用许多很贵的机器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是用铁锹、筐子和扁担干的。他们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动工，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完工。自力更生和努力工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为了确保不出现高级阶层，确保每个人都了解中国的生活基础是农业，因此规定银行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医生和教授们每隔几年去农场劳动一个月左右——或许是光着脚在稻田地里劳动，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可能都感到有许多体会。这当然将对他们有很多益处。
　　
　　对服务行业的人付小费的这种降低人们身份的作法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有一次，尽管我知道有“不收小费”的规定，在我吃完午饭离开餐厅时由于疏忽而把几枚硬币丢在盘子里。在我离开那个很大的餐厅走到旅馆走廊半路时，女服务员追上了我。她拿着我丢下的三枚小硬币，说：“你忘拿了。”
　　
　　在中国，不仅帮你办事的人们不收小费，他们甚至不要你道谢。有一次，我在东方饭店吃饭，餐厅的一位青年服务员因为知道我当天晚上有事情怕要迟到而特别招待了我。我对他再三道谢。后来他对我说：“不要说这些话。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参观的人服务是我的职责。”
　　
　　我非常深刻地了解中国人民的友好。不仅仅是友好，而且是和蔼、体谅和非常好客。
　　
　　我在上面已告诉你们我曾参观一个公社的灌溉工程，参观的那一天气候炎热。我们把汽车开到山上尽可能开到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喝了茶，然后沿着小路步行上山。在我们走了二十五码左右时听到我们背后传来脚步声。我们停了下来。那是招待我们喝茶的那个年青的中国姑娘。她通过我的翻译说：“我们的客人没戴帽子，今天天气太热。请他戴上我的帽子吧。”
　　
　　这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建议。对这种盛情的表示我简直无法说“不用，谢谢”。
　　
　　我所遇到的人都是那么热情，我开始感到有些怀疑了。简直是好得使人难以相信了。他们是曾经被洗过脑的！是不是毛主席曾传下话来说，现在正是成千上万参观者拥入广州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举止都应该是最好的。我想这是“全国对旅行者友好月”。第二天，就在第二天，这种想法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那天中午我一个人外出散步，我走近四个可能是放学回家也可能是去上学的男孩。他们大约十岁左右。他们注视着我。我猜想这是因为我有“一副圆眼睛”。我向他们挥了挥手打招呼。在我走近他们时，我注意到他们四个人耳朵后面都插上一朵还没开放的素馨花。我记不起我是否作出了我已看到这些花蕾的表示，但是在我们走到一起时我停住了脚步，向他们笑了一下，说了声“哈罗”。他们也停下来，向我微笑，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把花蕾从耳朵边拿下来送给我——在陌生土地上的一个陌生人。这是我生平遇到过的最美的事情之一。我知道毛主席并没有专门教这些小孩子对外国客人要友好。先生们，并没有这样。这是真实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典型的中国人。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样一种感觉：中国的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工作。我们西方人很难理解这种一致性。我们重视个人的作用。
　　
　　但是不要认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个性。显著的成就是得到承认的。或许比在加拿大更广泛地得到承认。在这里，某人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我们只是不声不响地给他一些钱。在中国，报酬并不是物质的，而是他的成就为他的伙伴们所承认。
　　
　　在我看来，中国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了。距离二○○○年只有二十六年零三十一天了。倘若自力更生和努力工作继续作为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动力，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仍是他们的准则，我预言到二○○○年中国将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超过美国和苏联。
　　
　　在中国我常常听到这些话：“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我们面前仍有很长的路程。”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是自吹自擂的。
　　
　　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正在不发达国家中传布。我不是政治学家，但是我认为在我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俄国的共产主义相比较时，我看到非常不同的东西。
　　
　　回到香港后我见到一位来自印度的第二代企业家，我判断他并不只是一个富有的人。这位印度企业家在听我赞美中国时多少有点悲伤地说：“在我国（印度）我们有民主——我国人民在挨饿。”
　　
　　他接着说：“我祈祷有一天在印度会出现一位象毛主席那样的人，领导我国人民摆脱他们的冷漠情绪、摆脱可怕的贫困。”
　　
　　是什么东西鼓舞着中国人民？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勉励中国人民学习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榜样。
　　
　　毛所指的那个人就是白求恩大夫，一个把精力和生命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加拿大大夫。
　　
　　我被介绍给正在乡村路边拣柴的赤脚农民。你们知道他们讲什么吗？他们说：“我们见到来自白求恩大夫故乡加拿大的人感到很高兴。”他们全都知道这位杰出的加拿大人，因为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知道白求恩的名字。
　　
　　由于白求恩大夫——我们称之为共产党人而加以谩骂的一个人，加拿大同中国有着极好的关系。我们当然应该培育这种关系，这是符合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23